第1个回答 2008-01-01
宋词繁荣之原因
一、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
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
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
1、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
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 ”（《宋史· 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侩、歌妓、武夫、走卒以及隐逸方外之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宣和遗事》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
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
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
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
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这一段轶闻，说明词在当时是何等的普及。尽管观念上把它视为“小道”、“艳科”、“诗余”，但人们又是那么喜爱它。“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他们可以用词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可以用词来抒写难于在别的文体中写出的恋情，他们可以用词来庆寿迎宾，他们可以用词来自娱娱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甚至更令人奇怪者：分明是在奉命和敌人画分地界的时侯，而念念不忘的是个人享乐，家中的爱妾，把这种心愿写到词中，这奉命画界的大臣就是韩缜，他的《凤箫吟》，缠绵悱恻之音，就写在要和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前夕，以至于神宗皇帝赵顼听到这词，就叫人替他搬取家眷来满足他的心愿。
既视词为“小道”，又如此喜欢写它，似乎矛盾，其实这是宋人特殊心态的反映。宋代是个封建伦理空前强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君臣逸乐、享受成风的时代。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必须忠君爱国，克尽职守，必须维系伦理纲常，一副正人君子脸孔，而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荒淫享乐又是其本能欲望。他们一面要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声色。要维系这种心理平衡，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阴与阳两个自我，带来正统与邪艳两种创作。因此他们要说理论道时就找来传统的言情抒志的诗，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与欲时，就找来不避浮艳的“诗余”，这种双层人格，这种特殊的心态，就是宋人既鄙弃艳词又不遗余力制作艳词的原因。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大力制作与提倡，也刺激了词的发展，带来了词的繁荣。它终于没因为观念上的鄙弃而终了它的生命，反而显出勃勃生机。
2、宋词之繁荣，是文学内部规律所致。
正如诗进入盛唐时期，其体式虽经晚唐五代，但仍刚具备，正是文人施展创造性的有利时机。“他们不能诉之于古文的情绪，他们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不一泄之于词”（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3、宋词的始终没有成为正统雅文学，也是它长足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我国文学史上，统治阶级对唐以前的几种文学以儒家思想为依据作了封建正统的解释：起于民间的《诗经》被冠以“成人伦、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辞被树为“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汉大赋的“讽一劝百”被认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贯道之器也”。至此“诗言志”、“文以贯道”的儒家正统文学的道统形成，诗文也取得了正统地位。而宋词虽经过文人染指，也虽经过东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为正统（虽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学），是“小道”、“诗余”、诗文成为正统，“言志”、“贯道”的要求范围着它，使它走向狭窄，使它日趋老化、保守，宋词的非正统化从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间的泛滥，刺激了它的发展。它可以写进各种各样的题材，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言志”“贯道”的老态龙钟的诗文反而在它面前显得步履蹒跚了。这从宋词发展到后来因文人的日趋染指而趋渐缩短与正统化的距离，因而其青春活力也趋渐减少终于衰老，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