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所以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这一领域耕耘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有目共睹,应当充分肯定;但也不能不看到,多年形成的某些观念迄今仍然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这当中,关于刘秀的评价便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而在刘秀评价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整个历史人物评价来说,也似乎无一不具有普遍意义。为此,本文拟通过刘秀的个案,来对这些问题略作辨析,以求对今后的历史人物评价有所裨益。所述不当之处,敬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如何考量历史人物所属阶级或曰阶级出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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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史学界对于刘秀的评价偏低。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多年来形成的近乎传统的关于刘秀所属阶级的看法有直接关系:即认为刘秀出身豪族,是大地主兼大商人。其实,从史籍记载来看,此说明显与事实不符。诚然,刘秀是刘氏宗族,论辈分应为刘邦的九世孙。但西汉末,刘姓宗室已超过“十有余万人”(《汉书》卷12《平帝纪》),遍布各地,其中并非全是显贵。像刘秀这样的宗室家庭显然已经没落。他的父亲居官不过县令,他本人在长安读书,还需要自己设法赚钱以解决费用不足。请看,这哪里是豪族或大地主的派头?确切地说,刘秀出身最大不过中小地主而已。至于大商人之说,则更属无稽之谈。有关刘秀经商的记载,仅“避吏新野”时一见,而且明显属于权宜性举措,怎能仅仅据此便认为他就是大商人呢?这样的研究结论,也不免太简单了吧!其实,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非一成不变。有的人,其远祖是大地主,但他这一代成了穷光蛋,你总不能因其远祖是大地主而硬把一个穷光蛋说成是大地主吧!相反,有的人祖先是贫下中农,但他这一代却致富为百万富翁,你也不好将一名百万富翁硬说成是贫下中农吧!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然而长时间来,出于种种原因却硬是对这麽一个简单的道理搞不懂,把阶级问题复杂化、绝对化,把人的阶级出身看得无比重要。而这种阶级出身决定论的观点,在关于刘秀的研究上影响极大,贻害极深。似乎刘秀的宗室出身,就天然地决定了他必然是豪族大地主,他的一举一动也必然是反动的。如是,刘秀的功也变成了过,而他的过则更被无限扩大。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法,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不可取的。当然,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不需要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唯成分论,那种用静止的凝固的眼光去对待阶级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
二、如何认识历史人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对刘秀的研究和评价中,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刘秀背叛了农民革命,镇压了农民革命;尽管他有再大的历史贡献,但也是千古罪人。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历史人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问题,易言之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然而正如***所言:“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 页)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既如此,那末,背叛也好,镇压也好,皆是符合规律的。相反,如果不背叛不镇压倒是怪事。更何况,所谓的刘秀“背叛”和“镇压”行为的本身,也大有可商榷之处。凡是了解两汉之际历史的人都知道,新莽末,农民及各种社会力量,群起而反莽。刘秀等起事,代表刘氏宗族而非农民,是极清楚的。只是在发难后不久,他们实现了与农民义军的联合,双方配合作战罢了。当新莽政权被推翻之前,刘氏和农民军的联合,虽然发生了刘 寅被杀的事件,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联合还能维持,并没有完全破裂。而绿林军拥立宗室刘玄为帝一事,虽表明农民义军政权建设的正规化发展,但同时也标志着其向“改朝换代”方向转化的开始。及农民军入长安,王莽覆灭,农民革命随着其反莽任务的胜利完成亦告结束,此后的更始政权,则完全向“改朝换代”的方向前进,已不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所以这时刘秀脱离更始,独立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背叛农民革命的问题,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竞争完成“改朝换代”任务的对手而已。同理,刘秀之与赤眉,自然也谈不上什麽镇压农民革命。当是时,更始、建世、光武是三家追逐充当“改朝换代”主角的最主要竞争者,其结果,建世吃掉更始,而光武又吃掉建世,如此而已,岂有它哉!长时间来,之所以在“背叛”、“镇压”这类问题上纠缠不已,是与某些论者的思想僵化、缺少发展变化观念及辩证思维,有直接关系的。几乎与前述对待阶级出身问题的思维一样,他们把农民革命也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殊不知,世界上永远不变的事,是不存在的。
三、如何评估封建君主一类历史人物向豪强地主妥协的问题
在对刘秀的评价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那就是批评指责他向豪强地主妥协。前文曾指出,刘秀具有汉皇族血统,但却出身于没落的宗室家庭,不是什麽豪强大地主。然而,刘秀打天下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了豪门大族力量的支持,亦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他有天下之后,对于豪强势力采取维护乃至妥协的政策,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刘秀限制乃至打击豪族势力发展的另一面。这之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豪族力量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与皇权发生矛盾,而要解决矛盾,皇权就会限制或打击豪族势力。公元39年,刘秀下令度田,即其具体的反映。关于度田及由此而引起的民变事件,清人赵翼批评说,范晔《后汉书》记载“略不见起灭之由”(《廿二史札记》卷4《后汉书间有疏漏处》),甚是。正因为史书记载不是那麽清晰,故而史家对其解释,也便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不过,从总体上看,度田对于豪强的打击限制还应该是主要的;其主流并不是向豪族妥协让步。有论者认为,刘秀之打击限制豪强,“是能够同曹操相比的”;“为什麽一提到曹操就过分地称赞他打击豪强的一面,而对于刘秀却一味攻击他‘扶植和纵容豪强’呢?”(马植杰:《刘秀论》,《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显然这是使用双重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是一种偏见。这里,自然还牵扯到对于刘秀所提倡的“柔道”的理解问题。无庸讳言,刘秀所谓的柔道,确有其“英雄欺人”的一面(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82页),但如果把它完全看作是要充分满足地主阶级的贪欲,讨好地主阶级,使国家成为地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似明显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国家政权固然有其阶级的属性,但同时也有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点。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评价那些政治首领的行为时,对于这两个方面,不应有所偏废。
总之,当我们摒弃偏见,全面而客观地去看待刘秀的一生时,应该承认,他不愧是一个时代的轿子。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引述过一句话:“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唯真中译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3页)刘秀正是两汉之际这个乱世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他准确把握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成功地利用和调动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东汉帝国,从而在史册上留下了堪称辉煌的一页。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曾把刘秀与其老祖宗刘邦之得天下进行比较,认为刘秀“尤难矣”。唯此,他盛赞“光武之神武不可测也”,“光武之规模宏远矣”,并大发感慨道:“呜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祖之兴,而无光武之大猷承之于后,则天下后世且疑汤、武之誓诰为虚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读通鉴论》卷6《光武》八)然而像刘秀这样一位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历史人物,长时间以来,却因评价标准的极端与偏激,几乎变成了一无是处的矮小人。这对历史研究来说,实在是开了天大的一个玩笑!由此可见以上的辨析,确乎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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