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政潮表面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但还潜伏着在野势力的暗潮，国内立宪派、海外立宪派乃至革命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丁未政潮之中，这些逸事需要从史料中一一钩稽。从1906年9月下旬到1907年4月，岑春煊一直留居上海，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国内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最是密切，他获任四川总督后，曾特聘麦孟华一同入川；中途岑春煊打算舟次武汉转道入京的秘密计划，麦孟华也知道，并拟借岑春煊的影响入京活动，岑春煊亦表示愿“出力相助”。但因为事机不密，消息走漏，麦的随行计划被迫放弃。
丁未政潮中，国内立宪派倾向于清流派，清流派也把立宪派当作可以利用的盟友。瞿鸿禨曾多次向慈禧提议解除戊戌党禁，与汪康年过从甚密，汪康年是康梁旧友，与江浙立宪党人的关系也很深。1907年6月初，岑春煊抵达北京后，多次向两宫举荐郑孝胥、张謇等人。清流派与立宪派的关系给了北洋派一些口实，影响了清流派在慈禧心中的形象，正如袁世凯致端方密函中所言：“举武进（盛宣怀）、郑（孝胥）、张（謇），上（指慈禧）均不以为然，人得藉口谓其推翻大老（指奕劻），为归政（光绪）计” ，这就不能不使慈禧猜忌清流派。
相比之下，以康梁为首的海外立宪派似乎比国内立宪派更关注政潮的发展。留在国内的徐佛苏、何天柱、麦孟华等人均及时详细地把政潮的最新动向通报给康梁。而在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前往上海时，梁启超还欲与之会晤。根据学者郭卫东的研究，可以确认岑、梁未见过面，但原因并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岑春煊担心受到牵连避而不见，而是另有因由。梁启超6月3日由日本抵沪，“未多见人”，专候与岑会面。但其行踪显然已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此间警吏受沪道贿嘱，专相洞察，沪道又日日造谣相倾”。梁启超深感“此间碻非善地”，为了防止提供给“彼辈材料”，他深居简出，“不接一客”，并通知准备来沪的蒋观云“暂勿枉驾”。尽管如此，风声还是日紧一日，在沪与岑春煊会面的条件已明显的不具备，梁启超无奈，只得于6月15日被迫离沪，怏怏返回日本。次日岑春煊才抵达上海。所以岑春煊未能与梁启超会晤的原因不在于他主观上的不愿，而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梁启超已离沪）。
岑春煊到上海后，与康梁派的其他人物见了面。麦孟华还为岑春煊制定了缓就粤督，留沪静观，再有所图的方略。北洋绝对不能容忍岑春煊重施旧计，于是以此为炮弹，攻击岑春煊用“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云云”，以至于发生伪造相片事件。清流派被击溃后，海外立宪派大失所望，他们分析丁未政潮后的局势说：“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政界全不足恃也”，只有“俟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海内外的立宪派均卷入丁未政潮，革命党人也涉入其中。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不仅对官员采取铁腕政策，对士绅商人亦然，他宣布粤汉铁路归国有而不归商办，并逮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甚至抄其家，因此广东士绅商人对岑春煊恨之入骨，多为粤籍出身的革命党人亦痛恨岑春煊，如胡汉民曾在《民报》上发刊批判岑春煊刚愎自用，甚至以日本报纸报导岑春煊被粤民刺死的消息不确而惋惜，鼓动粤民用暴力手段倒岑。1907年岑春煊北上，在丁未政潮中被再度任命为两广总督，广东士绅商人闻知这一消息后，张榜悬赏10万两去岑，革命党人陈少白揭榜，并与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道蔡乃煌一起图谋去岑，于是他们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的合影，果然岑春煊被慈禧罢官。陈少白因而致富，并在革命党人中被视为陈平一般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