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化·风华磨洗认前朝·汉代渠道与文物
秦末汉初，匈奴奴隶主集团乘长城沿线“士卒罢于兵”的机会，大举派遣军队侵扰和占领黄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塞上大地，烽火连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继位，西汉朝中央 *** 开始高度重视宁夏地区在抵御匈奴侵扰中的战略地位。西汉朝廷数次从内地大量迁移人口到宁夏，由 *** 供给他们衣、食、种籽和耕牛，引导他们开荒种田，修渠引水，发展粮食生产。经过西汉时期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原先荒凉的宁夏平原上出现了“冠盖相望”的初步繁荣景象。延至今日，宁夏地区仍随处可见西汉时期的文物古迹。
1972年在银川市平吉堡发现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一座属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内有数件耕牛造型的木牛模型被发掘出来。用木牛殉葬，说明死者生前对耕牛很重视，也表明当时社会上已经较广泛地使用耕牛种田。同时出土的还有装在陶仓模型中的粮食，虽然已经腐朽，但从外形观察，品种是粟;粟在黄河流域的栽培历史至今已有七千多年了。
银川平原如今还有一些汉代开凿的引水渠道，它们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汉伯渠，又称汉渠，即古代史书中所说的光禄渠。据《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四载：“灵盐部有光禄渠，久 废，(李)听始复屯田以省转饷，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读史方舆记要》卷六十二更明确记载：“渠在灵州，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汉延渠起自今青铜峡市东南，引黄河水流经永宁县和银川市，向北合汇于惠农渠，全长一百余公里。与汉延渠同样闻名的是唐来渠，它也是汉代开凿的引黄河水溉田的渠道。这些著名的渠道开凿的时间都在西汉时期，《史记》卷二十九载，汉武帝时“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刺史部，下辖郡和县，今日宁夏北部的银川、吴忠和灵武等市、县均归朔方刺史部辖下的北地郡管理。
牛耕的使用和引黄渠道的兴修，促进了宁夏地区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
在银川平吉堡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陶器、漆器和青铜器文物，均显示了西汉时期宁夏地区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出土的陶器均为釉陶和灰陶两类品种，它们全是由轮制工艺加工而成的，因而陶器的形状规整，器壁的厚薄均匀。釉陶为赤黄色，光莹夺目。赤黄色釉是由釉药中含的三氧化二铁经过氧化焰烧炼而成的。要烧成预定的颜色，不仅要求配制出药量准确的釉药，而且还须严格掌握烧窑期间的温度和通风情况，没有优良的工艺是难以制作成功的。陶器中有一个博山炉，它的炉盖为峰峦叠嶂的形状，具有很强的艺术真实感。出土的还有一个红底黑彩漆盘器皿，虽然木质胎已经腐朽，但是彩绘的花纹还清晰艳丽，纤细流畅，表现出西汉时期我国高度发达和臻于完善的漆器制造技术。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制作的车马具零件模型、连弧纹铜镜等物。铜镜是由铜、锡、铅的合金铸造的青铜镜，它的表面不易氧化生锈，可以保持镜面长时间光洁明亮。铜镜背面的花纹千姿百态。铜镜制作技术的娴熟，既反映了西汉时期金属冶炼水平的提高，又表明了人们对光线反射原理的深刻理解。在固原县古城还发现了一件错金铜羊，系用青铜铸成。羊卧地回首，两眼凝视，栩栩如生，而且羊身上的卷毛皆用细如发丝的金银线镶错而成，显得金光银彩交互辉映，是一个生趣盎然的艺术精品。宁夏地区出土的西汉文物表明，那个时期宁夏地区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已经和中原地区十分接近。
经过西汉二百多年的发展，宁夏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的文物更是丰富多彩。
东汉农具的改进标志着宁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贺兰县暖泉农场东汉墓中曾出土了一件犁壁，用生铁铸造。它的形状为长方形叶状，长五十厘米，宽二十二厘米，一角弧圆，背面有两个鼻纽。犁壁和犁尖配套连用，可将犁起的土翻向一边曝晒，能更有效地杀死害虫和提高土地肥力。据记载，欧洲的耕犁直到公元11世纪才装配有犁壁，而我国在西汉时便有了犁壁的装置，比欧洲要早近千年，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宁夏地区的粮食产量，因此到了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朝廷大臣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呈报了北地、安定诸郡的发展情况(宁夏当时属北地和安定郡管辖)，“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后汉书》卷八十七)。可见宁夏地区当时的经济是很繁荣的。
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如今在中宁、贺兰、盐池、固原和中卫等县境内，都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城址遗迹，一些当年所用的建筑材料和许多遗物还不时被发掘出来。盐池县张家场东汉古城遗址中出土有铭文方砖，上面印有汉代流行的吉祥语，如“大富昌、乐未央、子宜孙”等。固原县南郊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用圆形陶井圈砌成的陶水井，城内排水用的陶水管道。陶管有直筒形和曲尺形两种。它们说明，在当时的一些城镇中，已有了较为完善的供水、排水设施。东汉时期的地主大庄园经济发展较快，许多财富、地位相当的人死后常按姓氏分区葬在同一墓地中，因而有的墓地墓葬星罗棋布，达数百余座，延亘数华里。在已经发掘的一些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反映当时经济、文化特征的文物，有陶器、铜器、玉器等。
陶器的种类繁多，几乎包括当时居民们所有的生活用品。贺兰县暖泉出土了一种东汉绿釉陶壶，色泽碧绿如翡翠，清秀典雅，显示出娴熟高超的焙烧技术。吴忠市关马湖出土了一栋陶屋模型，外型为三层结构，有门窗、栏杆、斗拱和屋顶，还用红、白颜色勾描出彩画，是东汉住宅建筑的真实缩影，是现代人了解东汉民众生活的重要资料。
铜器有镜、壶、货币和车马具等物。固原县草庙出土了一枚铜印，形制为方形，外表涂金，边长二点三厘米。印文无边栏，阴刻篆文“伏波将军章”五字。据考证是东汉马援印章。《资治通鉴》卷四十三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而马援年轻时曾在北地郡生活过。固原西郊还出了一把东汉初年的铁剑，长一米零五，虽埋地下千余年，但剑刃依然锋利。同地还出土一把彩绘骨尺，尺面用赭红色描绘出流畅的变体流云图案，上有十个刻度，全尺合今天的二十三厘米。这把骨尺对研究我国古代量器很有价值。
在宁夏南部还发现有一些汉代匈奴族的文物。匈奴被汉朝击败以后，一部分匈奴人归附汉朝，被汉朝安置在指定地点生活。1976年在固原县古城发现了一件匈奴族的透雕长方形铜牌，图形为两只长角鹿相对而立。在固原西郊还发现了一件匈奴用的铁剑，剑首用青铜铸造，作成两个羊头相对的圆环形状，具有匈奴民族文物的浓郁风格。这些文物是汉族和匈奴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溶合的珍贵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