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9
人生，只有回不去的时间，没有过不过的坎。
15岁考入大学，24岁执教中科院，29岁因病失明，37岁考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38岁成为 哈佛 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从风华正茂的顶峰骤然跌落谷底，又在黑暗的世界中努力阔步前行，杨佳的人生就在诠释着“跌宕”这个词。
骤然后退，一步深陷黑暗深渊
1978年，高考重新恢复，15岁的杨佳正在湖南师大附中读高一，成绩优异。受老师鼓舞，少年杨佳提前上高考战场一战，结果，那年9月，她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成为班上最年轻的学生。
4年后，杨佳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毕业，并留校任教。2岁，杨佳又一举考上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师从“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的李佩教授。因为天赋过人，又勤奋好学，两年后，李佩教授执意挽留她执教中科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该中心由中科院和加州大学合办，杨佳是惟一能够胜任写作课的中方教员——24岁的杨佳，不仅是该院最年轻的讲师，还是最出色的教员。
一路走来，杨佳的人生路上顺风顺水铺满鲜花，然而，所有的骄傲、得意、风华在29岁那年骤然尽失。这年年初，杨佳开始感觉眼睛不舒服，视力也每况愈下。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先是看书读错行，随即字越来越模糊，最终，杨佳走进了医院眼科。晴天霹雳由此而来：她被确诊为一种罕见的黄斑变性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失明将不可逆转！
这样的打击杨佳无法接受，她休了假，踏上了漫漫寻医路。然而中西医试遍，世界依然在眼前一点一点地消逝。在天津治疗时，她常常背着父母，一个人对着天空发呆，脑中只有念头：“宇宙间是否真有一个万能的主宰？会不会在下一个清晨到来的时候，给我一个奇迹？”
可是，奇迹没有出现，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当杨佳从睡梦中醒来时，睁眼一看，世界黑黢黢一片，再也没有了哪怕一丝的光亮。最害怕的一天，来了。她将头死死蒙在被子里，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整整一个上午过后，她才幽幽地从被子里伸出头，两眼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问循声而来的父亲：“爸，什么时候，天才亮？”
更大的痛苦还在其后。在彻底失明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丈夫通过这种方式向她提出了离婚，并以她“身体不便”为由，带走了年仅3岁的女儿。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幸福的家，也坍塌了。
接连的一切让杨佳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见人，也不敢随便挪步。一次，母亲回家，听到声响，她起身去开门，结果却碰倒了墙角的开水瓶，水瓶的爆裂声就像她压抑过久的心一样，“哗”地碎了一地。她伏在墙角，背对着母亲痛哭失声……
但是，痛苦久了，心境也渐渐淡定了。这年春节，杨佳和父母坐在餐桌吃年饭，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屋内静悄悄没声没响，突然，父亲咳嗽一声，笑嘻嘻地将一枝梅花递到杨佳面前：“丫头，闻闻，香不香？老爸今早亲自上街买的哦。”杨佳一下愣了，心里打翻了五味瓶。她死命地嗅了嗅，夸张地称赞：“香，真香！”
一辈子羞于表达的父亲的一枝花，让杨佳开始正视自己失明后的人生。
跨出一步，山明水清日月辉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吃饭、穿衣、行走……像个孩童般，一点点摸索。期间的艰辛不用言表，有时喝果汁，也会被吸管戳到眼睛，但慢慢的，杨佳学会了适应。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改穿长裤；眼睛容易受伤，那就戴上眼镜；不时会磕着碰着，就随身携带创可贴……
除了学会生活，杨佳还想教书、教好书。看不见了，她就听，就录。杨佳让父母买来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和一箱一箱的录音带，随时听，随时录。她的小屋，从门口到过道，再从过道到卧室再到阳台，小长城似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纸箱子，里面满满地装着录音带。只要需要，她随手就能找出来。
听书之外，杨佳又开始学盲文。最初，她怕父母看到伤心，就偷偷地躲在被子里学。年过30盲校不收，她便打电话请教，一个简单的cabbage（大白菜），她摸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与此同时，她开始在父亲的陪伴下重新走到讲台。有课的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搭公交，坐地铁，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教室熟悉环境和教学仪器。中科院研究生院有3个教学点，教室不一样，电教仪器的规格型号也不同，杨佳便在多媒体操作台的触摸屏悄悄贴上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记号。她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只是，右手一边写，贴在黑板上的左手一边在悄悄丈量着尺寸……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的老师是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直到有一天，一个女生偶然间在网上看到她的一篇报道，才“呀”地惊呼一声：“天——”
授业解惑之外，杨佳也开始著书立说。失明前，她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英语阅读的书，帮助那些研究生度过英语阅读难关，可治疗眼睛一耽误，就给拖下来了。所以，她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生英语阅读》。开始的时候很艰难，母亲用厚纸板给她做了书写框，她在上边打盲文，结果字母打得叠在了一起，只好撕毁重来……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写书那半年，她每天早上5点不到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睡觉，一年后，书终于面世，看过样书的李佩教授都惊讶得直竖大拇指：“这是一部好得令人起敬的著作！”
第一本书成功后，杨佳又开始着手第二本。不久，她的《研究生英语写作》也出版了，并被多所大学的外籍教师选定为博士生英语写作教材。教学与学术上的成功，让杨佳重新找回了自信。
杨佳走出了紧闭的内心世界，可她的遭遇，却总会引起身边人的悲伤。
一次，在校门口，她遇到了一对曾经教授过的学生夫妇，两位学生看着杨佳搀着父亲的臂膀摸索着行走的样子，看见她额头上醒目的创可贴，当即泪如雨下：“老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学生抱着杨佳哭成了泪人，倒是杨佳，反过来劝慰：“孩子们，别哭了，我挺好，能上课，能写书。”
从那天起，杨佳变得更爱笑了。她在自己备课本上用盲文写下了一句诺言：“你真正阳光了，自然会照亮身边人的心。”
没有过不去的坎，回不去的只是时间
转眼到了千禧年，新世纪新形态，杨佳对自己也有了新要求：继续深造，“考世界顶尖的学校，学中国还没有的学科”。就这样，当年，积极准备全力以赴的杨佳从众多哈佛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盲人研究生。
考取哈佛不易，捧回其全美排名第一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更不易。在开学典礼上，一位负责人意味深长的朗诵了一首著名的智利诗《火》，而杨佳的项目主任苏则直言：“佳，我很担心你是否能够跟得上大家。”
苏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哈佛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读书、写论文、小组讨论、课外论坛……特别是阅读书目，面广量大，每天都有两三本要读完，正常新生都叫苦不迭，更何况杨佳要比同学多一道工序——先在扫描仪上把教材一页页扫进电脑，之后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读出来。扫描仪的正确识别率不到96%，遇到图像或者插图干脆罢工时，一切就只能凭借对全文的正确把握猜了！
为了完成学业，上课时，杨佳随着教授的演讲手指如飞地记笔记，下课了，再没日没夜地听书。扫描占用了大量时间，听书时，她就将录音速度放快到每分钟400个单词，在几近变调的声音中快速地“读书”……
杨佳的努力最终收获丰厚。一学期后，她竟超出学校的规定比其他同学多学了3门课程！拿着她的选课单，项目主任大叫：“My God！”
一年后，杨佳以全院最高分获得哈佛MPA学位。毕业典礼上，当她从院长约瑟夫教授手中接过证书时，忽然，主席台上的学校领导、知名教授、台下的几千名师生、观礼的学生家属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为她欢呼。站在台上的杨佳激动得满脸通红，而台下的父亲，早已老泪纵横。
哈佛归来，杨佳的人生路更宽广了。她将哈佛的拳头课程移植到了中科院，用精湛的英语将前沿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又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北京奥运会前，她成为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工作专家，为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提供了十多场培训，创建了志愿者对外交流的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2008年11月，她又以精湛的多国语言、果断热情的个人风格，当选为联合国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为国家在国际上履行公约争得了权益。
因为贡献突出，哈佛大学将2011年的杰出校友成就奖颁给了杨佳，杨佳，成为全球仅有的19名获此殊荣的哈佛校友之一。
只是，抛开那些虚幻的浮华，她还是那个倚仗父亲行走的柔弱小草。父亲年岁渐长，对她未来的生活也越来越担忧。可杨佳却显得很淡然：“该来的，会来的，该过去的，会过去的。我其实是个很幸福的人。没有了视野，却有了眼界，世界一样宽广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