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食物偏好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
你会把食物偏好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吗?那么你知道把食物偏好与社会身份有什么关系吗?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把食物偏好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人类饮食选择取决于诸如安全、营养、热量摄入以及健康等因素。尽管进食的动力是普遍存在的，个体嗜好可能取决于个人经历和文化规范。Zoe Liberman及其同事注意到过去的研究提示婴儿常常在推断食物的营养价值方面缺乏技能，他们评估了婴儿是否相信人们对食物的选择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模式。在至多48名婴儿以及表现了对食物的正面或负面偏好的感情的演员参与的试验中，这组作者发现，大约1岁的婴儿开始预计同一群体内的人们喜欢同样的食物，因此表明了食物偏好的固有的社会基础。然而，厌恶引出了这些婴儿的一个不同的假定，他们预计这种反应将会被所有的人们共有，而不论社会身份如何。
总之，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早期发育的框架，婴儿用这种框架解释食物选择的社会相关性。这组作者说，此外，描述这个框架的特征可能有潜力帮助重新定义瞄准肥胖等健康相关问题的公共政策。
食物的政治
与快意地大啖美食相比，文学作品中的食物书写不仅能刺激我们的味蕾，更能激发我们无限的精神想象。
事实上，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墨客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描写食物的精彩段落，塑造过一个个经典的“食客”形象。这形形色色的食物书写之所以耐人寻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各方话语权力激烈博弈的结果。与居所、衣着一样，文学人物的饮食习惯、对饮食的选择常常暗指他/她的身份、地位，形成一种独特的食物政治。有趣的是，这种经由饮食确认的身份、地位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人物的饮食习惯，反映其微妙的饮食心理。具体来讲，食物的政治基因主要体现在它对文学人物的族裔身份、性别身份、阶级身份等方面的隐喻进程之中。
在呈现食物与族裔身份关系这一点，许多流散文学作品无疑有着最为直观的表现。
在海外华裔作家的作品中，华裔群体矛盾的政治、文化诉求常常通过中西餐在餐桌上的角力痛快淋漓地展露出来。譬如，在伍慧明的小说《骨》中，离家的三女儿妮娜为了逃避原有的华人家庭，只身前往纽约。在那里，她从来不去任何华人餐馆，刻意只吃西餐。在她心中，只有西餐才是真正美国人的标志，才是美国主流文化的象征。作为美国文化的“他者”，她需要也乐于通过大啖西餐的方式来强力去除自己东方文化的烙印，来无言地宣告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可以说，对食物的选择，是妮娜的一种生存策略。而这种新的饮食偏好，恰恰是她在与自身社会身份痛苦的博弈中策略性地形成的。然而，吊诡的是，妮娜在沙拉、牛排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心里却越来越惦念母亲做的豆腐和煎鱼。小时候，妮娜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然而，此时，对它们的记忆却让身处异乡的她唤起了强烈的食欲。可以说，家乡的食物代表的是妮娜心中对旧有家庭与文化并未泯灭的渴望，成为强化她地域文化归属的符号性意象。这个颇富戏剧性的饮食转变充分地表明，身为黄种人后裔的妮娜已经不再以刻意追求西餐的方式一味地认同白种人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对中餐食欲的恢复中，她被压抑的族裔情感、被贬抑的族裔认同得到了真正的释放与完成。
除了微妙地反映与建构族裔身份，食物与性别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出现在不少以女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之中。
首先，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语境之下，作为食物提供者的女性对厨房空间场域的全新改造、对食物进行的个人化定义，往往成为她们实现群体或个人诉求的重要手段。譬如，在汪曾祺的小说《仁慧》中，仁慧尼姑是个振兴观音庵的能人，而她的能干便突出地体现在她为村镇里的施主承办素宴。一道香覃饺子吃得人人称奇，纷纷来请她做菜，观音庵于是兴旺起来。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中，孔碧霞做得一手好堂子菜，这不仅给她带来了极大的自信，更让她以“美食家”的高级身份与朱自冶等人平起平坐。不论是仁慧尼姑还是孔碧霞，她们都在与传统的父权社会不断博弈的过程中成功地占据了厨房这一根据地，并以食物为手段在性别权利的天平上为自己增加了许多砝码。厨房不再是将女性限制在室内的狭隘场域，而变成这些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空间。而掌勺的权力则成为部分恢复女性公共权力的重要一环，为女性获得了一个主流社会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
除了作为食物的提供者，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以对食物欲望的消长来体现其对自身被客体化的拒绝与对抗。我们知道，在性别政治中，由于女性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一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瘦小、弱不禁风的，要根据男性审美的要求而被迫压制自己的欲望(包括因减肥而控制食欲)。日积月累，她们在精神上就可能会抑郁，甚至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症候(比如厌食症、性冷淡等)，需要加以平衡才能获得精神的解脱。相较而言，男性对自己的欲望则往往不加限制。事实上，男性的食欲往往与其性欲一样旺盛，并且不害怕在人前显露出来。譬如，在阿特伍德的小说《可吃的女人》中，女主角玛丽安与男友彼得已经订婚，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徐徐渐进。然而，随着婚期将近，男友却开始变得霸道起来，不论是玛丽安工作与否的选择、性生活的时间和方式，抑或是她每天的饮食，都得由他来决定。最初，玛丽安默默承受着彼得为她所做的各种安排，甚至顺从男友在性方面的怪癖。然而，渐渐地，她的身体还是对这种病态的控制发生了强烈的反应——她有了严重的进食障碍。她无法正常吃下食物，精神越来越焦虑紧张。最后，她取消了与彼得的婚约，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送给他，作为自己的替身。在分手之后，玛丽安吃下了那个蛋糕，进食障碍竟然完全康复了。这个小说看似有些夸张离奇，却异常明晰地证明了食物与性政治之间不争的联结，明显隐喻了女主人公在重压之下努力争取独立自我的欲望。玛丽安的断食行为看似是她身体的病态表征，实际上是她在遭受父权社会话语暴力、饱受精神压力之后的“正常”生理反应，体现了她想要挣脱固化的女性气质模式的诉求。在男性要求女性接受自己一切决定的时候，女性其实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而只是一个被处理、被摆弄的物品。玛丽安无法进食，彼得却不受影响，正是因为在这段关系中玛丽安实际上是“被吃”的对象，彼得对她的制约在消费她的独立性。对彼得来说，显然最后那个面粉做成的蛋糕更符合玛丽安在他心中的定位。只有“吃掉”这个作为女性物化象征的.蛋糕，玛丽安受到创伤的自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族裔与性别之外，文学人物的阶级身份属性与变化也常常在食物书写中有鲜明的体现。
在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中，外界谣传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一家破产的理由就是他们只吃咸鱼(而不是鲜鱼)。后来，罗切斯特娶了一位富家小姐。在新婚时，他打开家里的酒柜，竟然如小孩子看橱窗玩具一般贪婪地看着里面成箱的好酒——朗姆、白兰地、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之后的日子里，罗切斯特时不时便纵情酗酒。在这里，勾起男主人公欲望并让他沉浸其中的美酒，其实暗指的是上层阶级更大的社会权力。就像与富家小姐结婚一样，狂饮这些好酒让他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征服感与成就感——在他眼中，将这些酒倒入肚中就象征着他开始真正摆脱贫穷，脱胎换骨，成为富人阶层的一员了。如果说罗切斯特的上位代表的是文学人物与自身原处阶级博弈后并不光彩的成功的话，那么苏童的小说《米》中的男主人公五龙与米始终千丝万缕的联系则暴露了一个人无法磨灭的阶级印记。在这部小说里，五龙的故乡枫杨树是个盛产稻米的地方。五龙在进入城市时，用被卷包着的便是一把米。在他立足城市、拥有一定身份地位以后，他还是始终喜欢生嚼米粒，甚至喜欢在性事进行中将米粒塞入女性下体。吊诡的是，五龙死后失势，载着他尸体回故乡的，恰恰还是运米车。作为一种阶级的符号，米可以说是完整地勾勒了五龙对自身既有阶级属性疯狂对抗的一生。他身上打着属于枫杨树的烙印——米，一直在城市的暴发户生活中努力去除自身的“糙米”之气，却又一次次情不自禁地唤起自己对这些承载着自己过去身份的糙米的欲望，并最终在“米葬”这一仪式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轨迹。五龙始终无法忘记米的味道和口感，清楚地表明了他无法摆脱，也无力去除的阶级属性。
可以看出，在多个层面上，文学作品中的食物都对林林总总的政治权力进行了或隐或显的表达。不论是族裔身份与性别身份的角力，抑或是阶级身份的嬗变，都在各种食物书写中得到了动态的反映与体现。作为一个重要的角度，“食物政治”无疑可以帮助读者深入探究文学作品中各种政治角力的潜文本，一窥其复杂而又微妙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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