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发展经济学中，平衡增长理论的先驱罗森斯坦· 罗丹在其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中，首先提出了“社会先行资本”的概念，旨在强调“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罗森斯坦· 罗丹提出了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社会先行资本包括诸如电力、运输、通讯之类所有的基础工业。这些基础工业的发展，必须先于那些收益来得更快的直接生产性投资，它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作为一个总体的国民经济的分摊成本。
艾伯特· 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基础产业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他明确提出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的划分。赫希曼认为，社会间接资本通常定义为包括那些进行一次、二次及三次产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服务。他认为广义的社会间接资本，包括从法律、秩序以及教育、公共卫生，到运输、通信、动力、供水，以及农业间接资本如灌溉、排水系统等所有的公共服务。但是，他又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和动力。他还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如果它的产出量是可以衡量的话，那么投资对产出之比是很高的，而且由于这种投资具有技术上的不可分割性，需要具备相当规模以集中进行。
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为了分析和论证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了“部门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得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与经济部门重要性的依次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日本学者南亮进也研究了基础产业问题，他认为基础产业可以称为社会间接资本，一般以运输和通讯为代表，他们是经济增长所不可缺少的初期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政策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对基础产业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基础产业问题逐渐为人们所重视。 中国人民大学杨治教授在他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中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进行直接的生产性投资之外，还需要进行间接的社会性投资，这就产生了社会性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这一概念。准确地说，“社会性资本”是社会性的间接资本。说它是社会性的，是因为生产性的投资或生产资本多表现为私人投资，而社会性资本的投资是由国家、地方政府或公共事业单位进行的公共性的投资。说它是间接性的，是由于它间接地作用于生产性资本的生产活动。社会性资本投资形成的资产也就是基础设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叔莲教授在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中指出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在他主持研究的课题中，基础产业的含义十分清楚，即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部门。在该课题组某些成员的研究中，基础产业的范围还包括农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京文和郑友敬研究员在其《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中，将产业结构分为四类：优先发展产业、基础产业、出口创汇产业、一般产业。他们认为基础产业是指其他产业发展对它的依赖性较高，在较长时期内对它的需求将稳步增长，规模较大，它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供给”地位的产业。他们指出，20世纪末我国急需加强的基础产业是农业、原材料工业以及能源工业。但他们把交通运输、邮电业、电力工业列入优先发展产业中。
樊纲博士则把基础工业与经济基础设施统称为经济的“基础部门”，包括能源（包括电力）、交通、基本原材料（包括建筑材料、钢材、化工材料等）等生产部门，以及其他经济基础设施，如电话通讯、城市供排水系统等等。他认为基础部门与加工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社会生产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他称之为经济的“基础结构”。
冯兰瑞教授则认为，基础产业的含义，固然不同于我们过去使用的包括冶金、石油、煤炭、机械等主要用以装备重工业自身的基础工业，也不完全等同于当前国际上通用的基础结构。她认为英文中的infrastructure一词是基础结构或基础设施的意思。基础结构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基础结构是指交通运输、通讯系统、能源等基础设施。广义的基础结构还包括一些提供无形产品的部门，如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
对基础产业研究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多部门组成的“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课题组。他们所说的基础产业包括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前者包括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后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邮政、通讯等。 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物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有专家认为物流业也应该是基础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