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海上爆发了一场“甲午战争”，中国的清廷战败了。第二年，即1895年签署的《马关条约》，逼使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改写了亚洲的近代史。
引人深思的是，堂堂中华大国，为什么会败给一个本来被瞧不起
的“小日本”？日皇明治在1868年开始推行的维新运动，为何在短短27年内就能富国强兵？而几乎同一个时候的清朝洋务运动却为何以失败告终，之后光绪的“变法”，为什么在百日之内便全面垮台？
当时掌权的德川幕府昏庸无能，对内无法解决官员贪污，物价飞腾和社会上贫富悬殊的问题，对外无法抵御自1850年美国“黑船”舰队靠岸以来，欧美列强所施加的种种军事压力，结果被迫签订不平等
条约，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一些中下层武士为了避免日本步上满清中国的后尘，便拥立当时年幼的睦仁太子为天皇，并在1868年以动武要胁，迫使德川幕府还政于睦仁。睦仁太子即位后，定年号为“明治”。“明治”取自中国《
易经·说卦篇》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天皇希望日后自己能像圣人那样广纳众议，明察治国。
果然新政府成立后，便积极推展国家现代化的事业。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1871年的岩仓遣外使节团了。这个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半个明治政府”，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的各种制度，
如此大规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仅是世界创举，而且是在新政府诞生不
久，政权基础未稳时进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学心切的精神。这种
精神，恰恰是当时满清中国所缺乏的。
这回重访，记者发觉日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并没有冷却下来。例如，与满清继续推行科举，文人只读四书五经不同的是，日本允许各地开办西式学校传播新知识。在东京神田和日本桥一带，这类新学校比
比皆是。在东京专门学校、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的前身）和东
京专门学校 （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等，甚至聘有欧美等国学者传
授外语和数理等知识。
在东京神保町的一家书店，老板田中告诉记者，像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书都很畅销。他说：“它们的共同点是思想性高，
有助激发我们对海外事务的兴趣，特别是对西方新思潮的认识。”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长叹: 日本能，中国为何失败？
日本德川幕府还政以后，明治政府从1870年起就大力进行国家军事现代化计划，而满清中国也在这段期间展开建设新军的洋务运动。中日两国大约在同时推行富国强兵的工作，但日本最终能一跃而成为
亚洲唯一强国，中国则始终积弱不振，并继续遭列强欺压。两国变革
结果迥异，实在值得令人深思。
伊藤博文作为明治维新的主导人物，对于日本维新能一举成功深有体会。这位出生于长州（现山口县）的日本首相，幕末时期曾偷渡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专修西方政治、军事和法律学半年，从中意识到
日本开国学习西方的迫切性。回国后，他先是投身到反幕尊王运动，跟着在明治时代致力于推行国家的现代化事业，终在19世纪末见证了
日本以武力击败中国，几年后又胜俄国，逐步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
枷锁。
伊藤博文在与清廷代表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后，曾自豪地说：“经这场日清战争，西洋人相信不会再把日本国旗中央的红球比喻为一块封住信封的红蜡印，以嘲笑日本的锁国落伍。相反的，日本国旗将
回复原来的意义，红球将象征一颗东升的太阳，与世界各文明国家为
伍，不断地向前和向上移动。”
他认为，明治维新成功是日本致胜的关键因素。明治政府在1868年开始推行的全盘自强计划，如“文明开化”、“殖民兴业”以及“
富国强兵”等，一扫了日本在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颓势。
他解释，“文明开化”就是模仿西方，在全国开办小、中、大学和各类专校，让各阶层子民都有机会学习先进的西方知识。在“殖民兴业”，是从欧美聘请大量专才，以促进本身工业发展和改善国内基
础设施，并积极扶植民间企业的成长。至于“富国强兵”，则是依照
西方军制组织现代化国家军队，并自力发展新式枪炮和炮舰的生产工
业，以达到自立自强的目标。
谈到中国，伊藤博文不禁摇头兴叹。他对两国的维新运动作了比较并分析说：“尽管两国都进行改革，但在接受西洋文化的态度上，却有很大不同。例如，明治政府在维新后不久便组团出使欧美，实地考察，满清官员却一直没这末做。”
他指出，日本是个岛国，自古以来都进行文化输入，具有模仿他
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因此比较不会抗拒外国事物。实际上，早在幕府末年，日本南方诸藩就已经引进西洋近代军事科技，这是明治维新后引进大量西方文化的基础。
反观中国人，传统文化包袱太沉重，长期以来尊崇儒家思想，已养成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不但不容易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复古的
意识还格外强烈。
伊藤博文认为，由于接受态度不同，两国的维新自强无论在效率和深度方面都不一样。在列强进逼威胁下，日本举国上下都体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对全盘西化全力支持。
相反的，中国人并没有从鸦片战争中吸取教训，到19世纪末仍然鄙视西方科学文化。以清廷的洋务运动来说，追求的也只是表面的船坚炮利，根本不敢碰及思想改造。纵是如此，运动在朝野还是遇到阻
力。不少士大夫就以中国是“天朝上国”为由，指洋务运动支持者为汉奸，甚至顽固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地步。可想而知，改革
往往浅尝辄止，似新实旧。
伊藤博文还以他的中国学弟严复的遭遇，说明清廷的无可救药。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成绩比他优异，回国后却得不到重用，只能沦落到坊间翻译书籍过活。
另外，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收到的谍报显示：中国炮舰体型虽比日本的庞大，但大量军饷竟然被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一些又被贪官中饱私囊，结果不少炮弹只能以沙石充当炮灰，根本不堪一击
。
谈到胜利的意义，伊藤博文这样总结：“日本代表的是近代进步势力，中国则是传统守旧势力的主要代表。甲午战争就是进步和守旧
势力的一次交锋，是文明和野蛮国家的较量。日本获胜恰恰象征了进
步文明的凯旋。”
追问你这哪跟哪呀？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同是对西方先进的学习，问你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了，而明治维新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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