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3-05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轨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尚很不完善，这些特殊国情使得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更加难以控制。在当今金融创新、金融放松管制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界限更加不易确定，基础货币的扩张系数也失去了以往的稳定性，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
基础货币的创造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各种资产业务推动的。影响基础货币的变化主要有四个因素：国外净资产，对政府的净债权，对银行机构债权，对非金融部门债权。中国人民银行各种资产增减变动的相互作用就决定了基础货币的增减。
1. 对银行机构债权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于银行机构所持有的基础货币的形成和变动，央行主要有以下三种调控方式：(1)改变再贴现率；(2)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3)开展公开市场业务。
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由于金融市场尚处于萌芽生成阶段，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也处在发展阶段，还很不完善和规范。在我国银行系统银行准备金率没有市场化运作，还是受到国家的控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落不到实处。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控方式就主要集中在变动对银行机构的贷款规模上，对银行机构债权CB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构成的。
2. 国外净资产
国外净资产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没有维持汇率的义务，国际收支状况不影响基础货币，央行可以独立地控制国外净资产NFA的变化。而我国尽管自2005年7月21日起开始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但中国人民银行仍然还有控制汇率的义务。一般而言，在一个考察期这种作用过程有以下三种情况：(1)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储备不变?基础货币不变；(2)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增加；(3)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储备减少?基础货币减少。这样国际收支状况就可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增减。
3. 对政府的净债权
这一项与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有关。政府如果只依靠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弥补赤字，向公众发行国债，不会对基础货币产生直接的影响，基础货币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如果债券的发行影响到了利率水平、从而使得央行必须干预时，财政赤字就会影响到基础货币。如果政府弥补财政赤字是增发货币，也就是债务的货币化，这种方式就会带来基础货币的增加。
4. 对非金融部门债权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历史遗留下来的项目，其作用甚微，这里不做讨论。
二、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
货币乘数(m)：m=M／B=(D C)／(R C)，其中M为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C为流通与银行体系外的现金，R为商业银行保有的存款准备金(包括商业银行库存现金和超额准备金)，D为经过派生的存款总额。
(1)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和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是由央行决定的。
(2)定期存款和现金同活期存款的比例是由非银行的公众所决定。
(3)超额准备金是由商业银行决定的。
由此，整个货币乘数是由央行、非银行公众和商业银行三方面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且后两者是独立于央行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还很大。这也同时说明了央行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乘数。
三、我国金融体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轨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这些特殊国情使得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更加难以控制。
(一)“倒逼机制”
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是一种源于我国经济运行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证分析，与我国银行体系的准财政作用及其非独立性相联系，其源头在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同传统计划体制下相比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它们总是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相融合，在货币资金获取上向国有银行不断施加压力，国有银行在存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所谓倾斜政策的大背景下，通常总是要在一定程度对国有企业的借款要求做出让步。当这种现象普遍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的基层行施加压力突破了基层行的信贷配额防线，国有银行的基层行又层层向自己的上级行乃至总行提出扩张要求迫使总行增加额度甚至资金，各国有银行总行最后又向央行申请再贷款，迫使央行不得不扩张规模”。这种起源于国有企业借款要求自下而上的货币供给扩张过程，就是所谓的“倒逼机制”。
(二)银行、企业和住户行为与货币供给的决定
上文仅仅论述了企业、住户和银行行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作用。下面就在“倒逼机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的经济特征，分析这三者在我国货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企业虽然已从单纯国家附属机构逐渐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但国家与企业间的“父子关系”并未真正割断，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负盈不负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行政领导的政绩相联系。这样企业的货币需求行为都主要受行政力量支配，较少受市场因素约束。企业往往可以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对货币供给的决定产生扩张挤压行为，致使银行的货币供给服从自己的货币需求意愿。这也是“倒逼机制”中的一个环节。
我国的银行没有完全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银行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需要不断协调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不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经营方向。“在地方党政部门的压力以及企业和住户——他们以地方党政部门为介质——的扩张挤压行为面前，基层银行机构通常难以抵挡制衡，银行贷款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基本是被动的，自身并没有形成控制货币供给的机制，从而致使货币供给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单项倾斜。”
(三)究竟谁是货币当局
中国人民银行没有独立的决策地位，货币供给控制目标的真正抉择主体是更高层的政府部门，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所能做的，无非是根据自己对经济运行形势的判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应当从松还是从紧的政策建议。因而只能认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权在央行，但决策权并不在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真正的货币政策的制订者，不是真正的货币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何谈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呢？
(四)利率、准备金之类的调节手段没有实质性作用
对国有银行来说，利率对其从央行借款起不了多大的调节作用。因为它发放贷款的利率与央行借款的利率都是国家直接规定的，其间的利差已经考虑了他们的利益。准备金，以及类似的备付金、专项存款等，对于国有银行的具体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对这些比率的调整行政色彩极浓，并没有形成国有银行依据准备金率自行安排资金营运的机制，自主经营性较差。而且在国有银行依靠央行大量贷款支持的情况下，如果提高利率，往往通过从央行多取得一些贷款即可抵消。
(五)货币信息传导机制不通畅
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货币稀缺程度，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央行可以根据这两个信号对货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关系做出正确判断。但在我国，目前虽然价格已经放开，但是利率之类的反馈信号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国家调控，国家不仅规定了所有金融工具的利率水平，而且对不同的融资规定了极其复杂的差别性利率与优惠利率，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不能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另外我国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精确，以及信息传导机制的时滞使得我国的货币信息传导机制并不通畅，而且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也导致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的失真。这使得央行很难获得真正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信息反馈，难以观察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变动的真实映像，增加了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四、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80年代末以来的金融创新、金融放松管制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使得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界限更加不易确定，基础货币的扩张系数失去了以往的稳定性，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一)货币供应主体增加
当代金融创新中，除了央行、存款货币银行之外，非存款货币银行也成了货币供应者。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账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货币供给由过去的央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央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货币乘数不稳定性
央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是货币乘数必须稳定，金融创新使得货币常数变动随机性增强，预测货币乘数变得更加困难，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控制货币供给量的难度加大。对货币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银行超额储备，金融创新使这四个因素都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