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4
我也说不上，写作是怎样开始的。
18岁前，生活中没有任何征兆。我是个面目乏味的好学生，认真听讲，按时作业，指甲剪得很干净，衬衫袖管从不捋到肘部以上，每个小测验都要努力考满分，还积极出黑板报和参加文艺演出。总之，每样可以拿来比一比的东西，我都立定心意要比上一比。我是理科班的，英文最强项，物理化学也在校外得过奖。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理科天才，在音乐绘画方面也没才华。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就把手边的事情认真做掉。我的作文也还好，泛泛的好，一个班级排名前三的好。课外读些席慕容，考试背点古诗词和名人名言，仅此而已。那时，我压根没想过当作家，甚至不太愿意在写作文上浪费时间。我的时间主要用来背英语和攻读数理化，那些才是高考中拉分的课程。
那时的我，就是如此现实。填写高考志愿也是现实的。我性格敏感，恐惧社交，自认不大适合做记者，却仍报考了复旦新闻。完全出于一个小市民的考量：这个专业在当时比较好找工作，说出去也体面。既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就去读一个似乎什么都可以做的专业吧。
那种仿佛事事明确的样子，其实不过为了掩饰迷茫。 为何对于最厌恶的功课，我都力争优秀呢？回想起来，主要是因为自卑、不安全感、对他人的讨好，以及面对生活不确定性时的恐惧。 在后来的生活中，这些隐蔽的心理深远而长久地困扰我。可惜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还太年轻，对自我缺乏警醒，故而自以为能够筹谋一切。
进入大学不久，我突然成为了一名文艺青年。这种内心转变是怎么完成的，我不能随随便便解释。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描写了一位面目乏味的股票经纪人，某一天与生活决裂，悄悄跑去塔希提画画了。股票经纪人画家的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毛姆也没有随随便便解释。他借用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许毛姆认为读者可以自行理解，可以凭借他们各自的情感与阅历，为主人公的行为赋予逻辑。是的，我认为读者完全可以理解。 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丰富而有意味的。只不过多数时间，它们陷于沉睡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喜欢书写小人物，书写他们灵魂被遮蔽的状态，书写他们偶尔的苏醒和长久的沉睡。
▲作家毛姆
回到那段校园岁月。复旦的中央海报栏，彼时已被GRE广告和管理学讲座预告占据大半，但80年代的余温还是烫到了我。总有背吉他的长发青年呼啸而过，草坪上有诗歌，相辉堂里有话剧。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有个卡夫卡。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个被课外阅读书单和《中学作文范例一百篇》左右了阅读趣味的年轻人，眼睛哗地被打开了。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是一段松散时光。逃课、看书、发呆。我越来越对自己亲手选择的专业丧失兴趣。我的很多同学是天生的记者，世界的快速变化令我惶恐，却让他们兴奋而昂扬。一天新闻课，老师让全班即时跑到五角场采写新闻。我踩着自行车，慢吞吞走到半路，就飞快折回校园。我为想象中那跑来跑去找新闻的未来而绝望。正因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第一次对没有兴趣的任务感到无法忍受。
那个下午，下课铃响了我都没回教室。我坐在草坪上，松懒着身体，看一些光闪闪的面孔来了又去，脑中不禁晃动起一些词藻，什么午后啦、草坪啦、阳光啦之类。我拿出纸笔，写下来，修改几遍，感觉那似乎是一首诗了。
▲《她们》 任晓雯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自此我就开始写诗。写得毫无章法。一会儿受了中学时读的席慕容的影响，一会儿又刻意模仿Wallace Stevens和E.E.Cummings。在高冷的校园文学团体里，抒情是一件受耻笑的事，先锋才是政治正确。所以我也赶紧先锋起来。
在慌不择路的初习阶段，我积攒下了一些诗歌。自我欣赏的同时，居然起了让更多人看到的念头。我挑选了几首，誊写在文稿纸上，抄了《萌芽》杂志社的地址，寄出去。
在我快把这事忘掉的时候，录用信来了。随后便是在《萌芽》上接连发表和接连的新概念得奖。一切似乎来得太容易，完全没有很多作家描述的出道艰难。我作为大学生，参加的新概念成人组，这个组别不受媒体关注，所以生活中依然鱼不动水不跳。最大的收获是《萌芽》老师对我的鼓励，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俨然是有文学才华的。
于是我也不禁自认是有才华的。擅长一件事情，原来这么不费力便能做出点样子。我起了更大的野心，想要写写小说。在我最后几首诗歌中，叙事成分已经非常明显了。我有讲更多话，描述更多事的欲望。当时我很喜欢《大家》杂志，每期必买。有位女作家吸引了我。名字现已记不太清，但她的叙述方式让我印象深刻。当时我还不知道“原叙述”之类术语，只觉得那种在虚构与现实之间跳跃，在叙述与絮叨之间切换的方式很有意思。自由，容量大，也便于模仿。
于是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它由情节片断、哲学说理和各种碎碎念融汇而成，是萨特、昆德拉、博尔赫斯在我头脑中混炒而成的一锅半生不熟的杂烩。那时我刚学会电脑，便打印出来，寄给了《大家》杂志社。我记得寄出后唯一的想法，是庆幸出现了电脑这种好东西。否则杂志社懒得退稿的话，那么长的文字，得手抄多少份啊。
完全没想到，《大家》来信了，不是退稿，是一封薄薄的录用书。编辑李巍老师随后打来一个鼓励电话。我高兴得快要飞起来，在教室里随手抓住一个男同学说：“我的小说被《大家》录用啦。”同学说了句“恭喜”。我从他茫然的眼神看出，他并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然后两厢无话，他礼貌地走开了。那时同学们都在忙实习、找工作、考托福或者其他与前途相关的事务。而我好像一直在梦游。后来一位哲学系朋友告诉我，当时她向我的同学打听我，得到的回馈是：任晓雯啊，这人怪怪的。
我的确怪怪的。我居然决定报考新闻系的研究生。我不擅长这个专业，但发现这里比较好混日子。我逃课逃得任课老师长啥样都不知道，仁慈的老师们居然让我毕业了。于是我又继续学起新闻来。这个选择和以前填写高考志愿的心态差不多。我还没下决心成为作家，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那就暂且选个可进可退的专业吧。
▲《飞毯》 任晓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5
事实上我曾考虑过中文系，几位中文系硕士竭力阻止我，说：“中文系博士找起工作来，还不如一个新闻系本科吃香。”其实我也可以回答他们：我不在乎找工作，我想为写作奉献生命啊。那样听起来似乎显得崇高些。但我想了想，觉得未免虚张声势。于是点点头，听从他们的建议，放弃了报考中文系的念头。
在成为研究生的三年里，除了读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应付导师，余下的时间就是写小说。《大家》之后，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 我一点不知道，那是最后的运气，未来我将要迎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漫长的不顺利。
我渐渐发现，写小说远比想象的难。学徒状态的写作，就跟段誉的六脉神剑似的，灵感时有时无，力道无法控制。而对于一名新手而言，能不能够发表，更是无章可循。
最初受到的鼓励一直支撑我。中短篇还没写熟的我，开始动念写长篇了。第一次尝试失败，第二次勉强成功。在2002年，我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岛上》。最早的灵感缘于米歇尔福柯。我构思了一群疯子的故事。在庞大的野心里，我认为应该有权力与反抗的母题，有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有关于当代乱相的折射。一个新左派学术文艺女青年头脑里芜杂堆砌的概念，推动了这部作品的形成。
▲《岛上》 任晓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8
此后便是不停的投稿和退稿。被杂志社退稿，被出版社退稿。我赌着一口气，反复修改这部作品。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一些门道。 原来写小说是个系统工程，就跟建筑学一样。顶级的建筑是艺术，但在成为艺术之前，必须一砖一瓦地学功夫。 未经训练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建筑师的。小说家亦如是。最初的无知狂妄被消磨掉了。我把头低下来，开始练习基本功。很多年后，有媒体选了我的一句话做为访谈题目。我说：“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才子才女。”一位朋友看见了，半开玩笑道：“你太傲娇了。”他可能不知道，这句看似做作的话，是我多年煎熬而得的体会。
我至今记得《岛上》无数次被拒中的一次。当时我和一家民营出版公司签了约，三校好像都过了。编辑把校样寄给我，我修改了好几遍，小到一个“的”字的添删，都要反复斟酌。在某些颈椎刺痛的时刻，我会放下笔，转转脖子，摩挲那叠打印稿，下决心要让它完美。我还把已经设计好的封面图片打印出来，剪贴在别的书面上，插在架子里，不时抽出来翻翻，仿佛真在翻阅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似的。就在这个时候，当初与我签约的朋友从出版公司辞职，编辑也跟着走了。未来由谁接手，有点不明朗。我安慰自己：大不了书出来以后，没人再管宣传的事。不宣传就不宣传呗，总也能自己拿着送送人。这么想着，出版公司就把我叫去了。一位戴眼镜、扎低马尾、长得有点像政教主任的中年女士负责接待。我屁股尚未坐稳，她就劈头问道：“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卖点。”我略觉尴尬，结结巴巴自夸了几句。她打断我，开始批评我和我的小说。听起来她应该没读过小说，所以话头渐而集中到贬低我这个人。我愣愣看着她，感觉每句话都在耳朵里轰响。她避开我的目光，偶尔乜斜一眼，看看我的反应。迟钝如我，逐渐听明白了：出版公司想毁约，但不想承担法律风险，于是逼我自己放弃。我红着脸，忍受着，心想：再熬一熬，也许她会心软闭嘴，让书照旧出版。中年女人数落了一大通，见我还不反应，便有些急了，措辞愈发不堪起来。我终于抵挡不住，松口说：“那就算了，我不在你们这里出书了吧。”
我已不记得走出那间出版公司时，是怎样的心情。此后生活里无数更大的挫折，早已把那次挫折的创痛感磨平。 我只记得在那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文学可能给不了我什么，甚至会夺走我已有的。那又如何呢，我就是喜欢。在已被肆意挥霍掉的小半辈子里，我真正喜欢过什么呢？除了写作，就没有了。 中学时代那个显得兴趣广泛的我，不过是在表演一个多才多艺的好学生，试图以此博取不相干者的好感罢了。我不喜欢绘画跳舞弹吉他刻图章，就像我不喜欢数理化。很多人一生都没找到自己的喜爱和擅长，他们是怀着某种无法言明的亏空感度日的。相比他们，我已是幸运，至少知道了我这么个器皿，是生来盛放什么东西的。
在2008年，经过了整整六年，《岛上》终于出版。没什么宣传，没什么关注，就像世界上一切不重要的事情那样，悄无声息过去了。我捧着这本真正的书，早已失去当初把裹了打印封面的模拟书从架上抽出来时的喜悦。
事实上，自那以后，所有的发表出版和各种荣誉，再不能真正满足我。它们更像是一些事后补偿之物。我不敢往上看，因为那里有巨大的胃口在等着吞噬我。曾经的欲望和失望有多大，那个胃口就有多大。我只能往下看，往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里看。在感觉自己的写作有所长进时，我才能得到满足。
此后的光景，仍是不停地写作、投稿、退稿。我花了五年时间，写了三十九万字的长篇《她们》。我不知道把写作篇幅拖得那么长，是不是为了延缓后续事务的到来。可能有那么一点心理因素吧。果然如我预感的，《她们》的命运和《岛上》一样挫折多舛。虽然最终它还是出版了，并在鲜有关注的情况下，意外获得了华语传媒大奖的提名，但那漫长磨人的过程，简直要让我患上“长篇小说写作收尾综合症”。有时我不免想象：完成一部作品后，马上把它删除掉，是否能让我轻松很多。有相熟的人说：“这真奇怪，市面上垃圾文字满天飞，很多初学者随随便便就出书，你怎么老是这样不顺利。”我也讲不清楚。或许上帝通过他的方式管教我，让我学习忍耐和等待吧。 在这个地面上，绝对的公平和幸运是没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人生的马拉松跑场上不停往前。
于是，我似乎又变回了当初那个一丝不苟的中学生。写作成了一项日常功课。不同的是，再没人给我评分数，也没人在意我落后还是进步。剩下的只有我自己。 自己要求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给自己确定方向。这是绝对的自由，也是绝对的寂寞。
▲《生活，如此而已》 任晓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很快，另一个六年过去了。漓江社的王珏姑娘从网上找到我，表示想重版《岛上》。她把腰封文案写得花团锦簇，让我有点不好意思。相隔两三个月，《岛上》瑞典文版也出版了。此事纯属偶然：远在瑞典的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无意在图书馆读到这本书，觉得喜欢，便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开始着手翻译。在同一年，十月文艺的韩敬群老师发现了我的文字，先后签下我的三本书，其中两本在签约时都还没写完。再后来，各路约稿就纷纷来了。对于这些认可我的师友，我一直心怀感激。我也必须告诫自己，要学会感谢打击过我的人。因为人是多么骄傲，没有打击怎能想起低头审视自己呢。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内心戏，说少了含糊，说多了矫情。更关键的是，写小说的人应该是幕后工作者，“我”并不重要，除非“我”被拆分成无数“你”和“你”的经历。这导致我平时不太爱讲心路历程之类的废话。但这是一篇不好意思推掉的命题作文。所以，如果我说得太多了，就请你见谅吧。
“爸爸真棒”主编对任晓雯采访内容
Q：看了您的心路历程很感动。人都说写作是内心的表达，为什么有的人就会有许多的东西可以表达有些人就没有呢？需要刻意积累许多东西在内心吗？需要多观察，多思考吗？
A： 表达欲和对生活的感受人人都有，虽然迟钝和敏感还是会有区别。 多表达，就能学会更好地观察。
Q：在您打算开始写作之路后，您感觉您观察与思考的角度会与以前不同吗？
A： 是有所不同。更敏锐了。
Q：您提到写作还是要从基本功练起，在您的体验中，哪些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时候开始练比较好？怎样练？
A： 练习开始得越早越好。多读、多想、多写。读以经典阅读为主。
Q：现在很多孩子都惧怕写作文，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您感觉，小学中学时期的作文练习对于您后期写小说有哪些帮助吗？
A： 没有什么建议。 作文练习对写小说没有任何帮助。
Q：小说是虚构的，可是学校的记叙文要求记录真实的事情，那么，中学生如果写小说是浪费时间吗？
A： 不浪费。作为过来人，深深懂得，很多中学生记叙文也是编出来的嘛。
Q：如果让您作为老师教孩子写作文，您会最注重培养学生的哪些方面？
A： 诚实、准确、简洁。
Q：可以推荐一些书给中小学生吗？
A： 中小学生照着文学经典书目来念就可以了。学生时代读过未必能理解，以后慢慢生活阅历丰富了或许就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