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公元前725-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商，初事齐国公子纠，助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齐桓公不计前嫌，经鲍叔牙保举，任其为卿。辅佐齐桓公（小白），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被齐恒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对外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他秉政三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后人将其著作收编成书，名为《管子》共24卷，85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开明革新人士的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
管仲的事迹和言论主要保留在《左传》、《国语》、《管子》以及《史记》之中。
(一)"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对过去的法制不能简单地废弃或否定，而要选择其好的方面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
管仲说的"旧法"，包括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十分重视"礼"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其中的一根绳索断了，国就要倾斜；两根绳索断了，国家便很危险；三根绳索断了，国家就会颠覆；四根绳索都断了，国家必然灭亡。
管仲所说的"礼"，主要是指臣吏服从君主，儿子不违背父亲，以及重用贤才、慈爱百姓、接继败落的国家与世族、薄税轻刑等。
管仲在继承周礼的同时，又对周礼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造：
一是打着"尊王"即维护周天子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为名，建立齐国的君主集权制和霸主地位；二是突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万物待礼而后定"，用礼来教育和引导民众；同时用削夺封邑的方法打击分封制贵族，加强诸侯的权势；三是打破了"亲亲"的宗法原则，任用贤能；四是批判"刑不可知"和轻视法度的旧传统，主张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以公开的法律作为标准，用赏赐以资鼓励，用刑罚纠正偏颇。
(二)"作内政而寄军令"
管仲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在制度上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现。
以法理政、统军和治民，是管仲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他对西周礼治的重大修正。
管仲在相齐之初，就提出了自己治国的总方针："作内政而寄军令"，富国强兵。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寓兵于农，把军事制度融会于行政制度之中，以法律强制手段迫使民众就范。为实现这一主张，管仲提出了"四民分居定业"论。"四民"指士、农、工、商。
"四民分居定业"思想的具体化是"三国五鄙"制度。管仲在沿袭"国鄙"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实行"三国"，即把国分成二十多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所谓"五鄙"，是指将"鄙"即农村分为五个行政区域，分别由五个大夫统管。
可见，管仲的"三国五鄙"制，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权力和法律强制手段。为了使民众就范，他特别强调"以威治民"。
管仲认为，确立法制、富国强兵的关键是伸张君主的权威，使每个民众都畏惧权威，服从权威，而决不能让民众随心所欲。他把民众分为上下两等：上等的"畏威如疾"，即像害怕瘟疫一样地畏惧权威；下等的"从怀如流"，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三)"令顺民心"，"与民分货"
管仲主张，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以建立和保障新的封建经济制度。这是管仲在立法方面，尤其是经济立法方面的主张。
管仲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是统治成败的标准。
从民心好利出发而得出的立法原则，自然是一切法令政策都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使法令适应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要求。因此，在管仲看来，法令不仅是制裁民众的暴力，同时是君主利用民力、取得民心的工具。
管仲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所求，而且是人们遵守礼义法度的前提。他也很重视对传统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图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控制，提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管仲的以重商主义为特征的立法思想，好在加强官营商业、手工业的同时，又提倡重农节用，抑制富商大贾。
综上所述，管仲的功业和思想有着自己的特色，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周礼的改良，为后来的儒家所肯定；他的"富国强兵"、"令顺民心"、以法统政等主张，成为后来法家思想的先声。其他如墨家、道家、阴阳家等派别也都承认他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名相，不同程度地采纳了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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