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刘知几所作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全书主要以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的得失，以及评论史书的编写体例和写作方法等为主要内容。《史通》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大体上可以分为历史批评和历史理论两部分。史学理论指关于史学体例、编纂方法和史官制度等方面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研讨史籍得失、评 论和考订史事的正误异同等内容。史学评论是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是新出现的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史论在秦代发端， 到唐代趋于完善。《史通》的编著时间开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703年），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 年）。唐人刘知几是在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的基础上，把新的历史论发展成为一本“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名门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由于诗词做得好而闻名于世。刘知几由于家庭原因，自幼 博览群书，起初主要学习史学，后又专攻文学。他20岁时中进士，任获嘉（今河南获嘉）主簿。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刘知几调回长安，任王府仓曹。之后，改任著作佐郎兼 修国史，又升为左史，参与编撰唐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刘知几担任秘书少监。同时，从事编修历史的事情。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没有著书的自由，什么事都要听上头的旨意，刘知几对此十分不 满。但也只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用以打破史馆的垄断地位。两年之后的景龙四年（710年），《史通》一书写成。《史通》写成之后，刘知几名扬天下，升任官太子左庶子，兼任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期，又升职为散骑常侍。尽管他的官职多次改变，但他一直兼任着修编 史书的职务，先后参与编撰了《姓族系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玄宗实录》等书。《史通》总结了唐朝之前史学上所出现的问题，因此，其史学地位很高，对 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 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它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当时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存在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史通》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杂说》等篇本是读史札记，涉及到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中国第一部历史评论著作是唐朝刘知几写出的《史通》。我国史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借评论史事，论证本学派政治观点的正确性，形成我国早期史论的一种形式。在先秦史籍中，又出现《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另一种形式的史论，这种体例为后世史家所沿用。自秦汉以来，出现了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记》的“论”、《东观汉记》的“序”、《三国志》的“评”，以及后史的“史臣曰”（如《资治通鉴》的“臣光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序论”，于史篇之前，加入史家说明著作宗旨、体例源流、评论人物史事的文字，如《史记》、《汉书》等，都有这类“序论”的文字。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