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
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
《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
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
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
《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
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
“新青年”对父子关系的反思
同时，就在鲁迅“摇着扇子看头顶密叶缝里一点点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新的东西在萌动，一批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试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父子关系”，并提出颠覆性的观点。
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中长大：鲁迅儿时“几乎读过十三经”，
胡适记忆中连“朱注”都是要背诵的。
同时他们又接触到了甲午之后的维新启蒙的思潮，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出国学习，是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曾活在父辈的时代里，往往因为“孝道”的约束作了人生的牺牲。胡适在婚前曾这样表白：“我们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
鲁迅也曾如此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
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在家庭关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们所不能摆脱的顾忌也让他们看清封建“父子关系”对人的约束，尽管自己无法完全卸下，却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诸多新思想一样，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也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这本杂志的创办者
陈独秀就提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
《新青年》的另一位战将李大钊，则是从道德伦理以外的社会演变角度回溯孝道的渊源。他的分析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说：“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它(指孝道观念)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
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的胡适，在
《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提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他的这首诗便是写给他的，其核心观念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如出一辙，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胡适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他们在生子时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