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日历》由于本身具备精美文艺的气质，再加上发行者的着力宣传，《故宫日历》很快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这样一本小小的册子成为彼此私下里交流友谊的礼物，这些信息又不经意地保存在民国书信中，从而得以流传下来。 俞平伯就读北大期间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周作人是他的老师。两人关系密切，通信频繁。阅读1932年的《俞平伯年谱》，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两人书信沟通的记载，一整个月份里他们的通讯次可达到七次之多... ...在12月中旬寄出信件之时，俞平伯将一份《故宫日历》一同寄给了周作人，作为礼物表达学生对老师的一番心意。
梁实秋在写给张佛年的信中，也提及获赠《故宫日历》一事：“顷接故宫日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二月二十与五月廿四重复），实日历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梁实秋可以挑出二月二十与五月廿四图片有重复的毛病，说明他曾经从头至尾地仔细浏览过这本日历，日历别致的排版与精美的装帧，一定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除了具有私人礼物这一属性以外，《故宫日历》还是民国时期政界、学界人士公务往来的必备社交用品。
素有蒋介石 “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留下《畏垒室日记》（陈布雷号“畏垒”），其中记载了不少党、政、军以及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各界中上层人物活动的情况。在这本日记里，也能找到有关《故宫日历》的讯息：“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一日，星期三，雨……晓沧过访，谈浙大事兼及大学教育之方针，并赠予故宫日历一帧。”
1948年12月份刊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周刊》上有一则名为“博物馆筹备处谢启”的短文，内容主要是罗列各方人士馈赠的物品... ...在全部的物品中，就有语言学家罗常培捐赠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故宫日历》一份，从罗先生将故宫日历赠予筹备处这一行为而言，也至少能说明这本日历的社交价值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