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秀是李沅芷的父亲，也是《书剑》中着墨最多的高级武官，他的来历、背景、升迁轨迹，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李可秀的升迁之路大致如下：在湘西做参将（其间生了女儿李沅芷），在陕西扶风延绥镇做总兵，其后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最后调到京师，担任直隶古北口提督。
清朝的武官官制是这样的：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每区下辖一至数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区，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省下为镇，镇的长官是总兵；镇下分协，协的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汛，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
《书剑》一开场，是乾隆十八年六月，李沅芷14岁，李可秀则是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而李沅芷出生在湘西，当时李可秀是参将。也就是说，这14年间，李可秀提升了两级——由参将（营长官）升为副将（协长官），进而升任总兵（镇长官）。
考虑到不到两年后，李可秀就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那么本书开始时，李可秀应该在扶风延绥镇已经担任了三年左右的总兵职务，因此才有机会调岗（五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周期），换言之，李可秀由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基本做到了五年一升迁。
这个升迁速度并不快，中间没有破格提拔的成分，绝对不会像福康安那样，年纪轻轻就成为高官，但也基本顺利，一步一个脚印，中间没有停顿。
可以说，对于一个基层武官来说，李可秀已经做到最好了。但因为武人不受重视，且武官系统与文官系统之间的流动概率极低，所以武人的升迁之路较为单一，仅有内廷系统（如御前侍卫）、禁卫军系统（如张召重所在的骁骑营）和地方军系统这几条路子。
其中，内廷系统的起点较高，查阅史料便可知道，较高等级的御前侍卫一旦外放，基本都是提督级别的，这个与文官系统的情况是一样的，领导秘书调任地方，起码也是个地方副职领导。至于禁卫军系统，他们离皇帝也比较近，而且外派办公机会多，换言之，就是既让领导看得见，又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优势；而地方军系统的情况则最不乐观，要想顺利升迁，那就得吃点苦头，比如一刀一枪、流汗流血，多立军功，这就需要扎根边疆了。李可秀此前在湘西和陕西扶风这两个地方呆过，前者属于内陆地区，后者虽靠近边疆，但还是属于第二道防线，立功机会很少。
而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则是李可秀的一个大机会。 李可秀由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看似是在升迁之路上停顿一步，没有达到“五年升一级”的目标，但其实等于是一次变相升迁。
这种变相升迁在官场中极多，比如由一个清闲衙门调任一个有审批权的部门，级别不变，权力却大了；又比如下基层，有时级别不变，却是一个积累基层经验、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下一步升迁打下基础。而有时候领导要提拔人，也习惯把提拔对象在各个岗位都放一放，历练一下，丰富履历。
书中提到，安西北连哈密，西接大漠，乃关外重镇。调任安西总兵，无疑是领导对李可秀的信任，并在为下一步提拔进行铺垫，毕竟，此前李可秀虽然有副职经验，也有地方军区一把手经验，但却缺少了一线工作经验，缺少重大考验——对于武官来说，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边疆或者重镇的工作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李可秀在安西镇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平定伊犁的战役（史称清平睦尔撒纳之战）发生了。按照书中描述，他此时应该已经在安西任职了三到四年的时间，应该说，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边疆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一把手经验，距离下一步升迁只是一步之遥。
但要注意的是，在官场上，“一步之遥”的情况太多了。这个圈子本来就是僧多粥少，与李可秀有同样条件、同样只差一步的人不在少数，但能够迈过这一步的却终究是少数。在一个呈现金字塔形状的官员系统中，越往上走路就越窄，升迁的比例也就越低，竞争也就越激烈。即便自身条件达到了升迁要求，但领导给不给你这个机会，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书中并没有提到李可秀在朝中有靠山，那么，他靠什么迈出这一步？
伊犁叛乱无疑是李可秀的机会，当时，由于康熙年间已经打下了良好基础，连续打赢多场边疆大战，到了乾隆执政期间，边疆压力已经远比清初减轻，虽然也打过几场大仗，但绝对无法跟康熙年间的频率相比。这样一来，边疆武将的立功机会自然也相对减少，李可秀刚好碰上伊犁之战这样一个机会，自然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了。
李可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他立下军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节制定海、温州等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杭州等城守协，太湖、海宁等水师营。 李可秀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无疑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达到了“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的境界。
那个时代，海防区域颇为局限，较为重要的仅是防倭，整个国家的边防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与北部，但是，浙江的战略地位还是极其重要。首先，浙江处于长江下游，战略意义很大；其次，江浙一带向来是富庶之地，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拥有杭州、扬州和南京等经济重镇；最后，定海和温州等地向来都是防倭重地，海防重镇。
换言之，李可秀作为一个重要省份的军事长官，地位甚至不亚于一些小省份的一把手。但让李可秀抓头的是，自己的辖区突然之间成了朝廷与红花会的“正面战场”。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文泰来在这里被捕，而且乾隆的生父陈阁老的老家也在自己的辖区内——换言之，乾隆非来不可，红花会也非来不可。麻烦要来，你挡也挡不住。
后来，乾隆与陈家洛相约西湖，彼此斗法。乾隆自恃实力雄厚，妄图将红花会一网打尽，于是安排了大队人马，包括御前侍卫和数百名京城骁骑营的人马，还有就是李可秀在本地的驻军——杭州的旗营和绿营兵丁。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满清政权武人系统三大势力的协同作战。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红花会在本地势力极大，有数千名兄弟，而且在李可秀辖下的绿营中，也有不少红花会会众。在陈家洛亮明身份后，这些绿营兵丁甚至公开出来行礼，给乾隆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见自己军队中有这许多人出来向陈家洛行礼，这一惊非同小可，今晚若是动武，御林军各营虽然从北京卫驾而来，忠诚可恃，营中亦无红花会会众，但无论如何难操必胜之算，自己又身在险地，自以善罢为上”。
此时的李可秀，自然也是惊呆了，多半认为自己性命不保，而乾隆也确实迁怒于他，冷冷向他说了一句：“你带的好兵！”吓得他连呼“臣该死”。
实际上，李可秀还是挺冤枉的——他升任浙江水陆提督不久，绿营中红花会会众很多的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是前任的“历史遗留问题”。官场之上，前任的遗留问题最难处理，如果前任只是平调甚至退休，那倒还好说，如若高升，处理遗留问题更得艺术一点。李可秀刚刚上任，还处于摸底阶段，指望他进行大规模调整并不现实。
而乾隆作为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有较高的管理能力，李可秀虽然当场遭到训斥，但书中并未提到他因此而遭受进一步处分，可见乾隆对这个事情还是心知肚明的，并未因为自己的颜面受损而难为李可秀。 红花会在杭州几番营救文泰来，对手都是李可秀和一干御前侍卫。最后，文泰来获救，乾隆的身世也终于瞒不过陈家洛，乾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领导没面子，问题很严重，李可秀自然成了乾隆的出气筒，要是运气不好的话，丢官罢职甚至砍脑袋都有可能。不过因为大家都已竭尽全力，乾隆又要玩弄领导艺术的缘故，所以御前侍卫们没受处分，而李可秀作为直接责任人，也只是革职留任。
革职留任这个说法其实很艺术，说白了就是背个处分享受待遇，对于出错的官员来说也是进可攻退可守，起码保留了待遇，而且依旧掌握权力，有翻身机会，领导那句“日后将功赎罪”也在那里放着呢。
而且，封建帝王往往以“处罚艺术”为御下之法门，比如乾隆对李可秀的这次革职留任，就是对重大过失处以较轻处罚，以换得大臣的感激涕零。历史上还有一些变相的做法则更是高明，比如晚年康熙在将四皇子（也就是日后的雍正）定为继位人选之后，将四皇子的心腹大臣（如李卫等）以及一些不属于诸皇子势力、身份较为独立的能臣都借故打入大牢，这甚至使得许多人一度以为四皇子已经失去了继位机会，但实则不然——康熙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让这些能臣远离诸皇子的斗争，保持政治上的清白性，留一个有用之身，毕竟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大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二是让雍正在继位后，有一个大赦群臣的机会，有恩于这些能臣，可以换得他们的忠心报效。
李可秀在革职留任之后没多久，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平调——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
相比浙江水陆提督，直隶古北口提督似乎不太起眼，有许多人甚至以为这个提督只管古北口一带，其实大大不然。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实际上是直隶省的军事第二把手！
查阅史料可知，直隶省绿营营制为顺治元年所定，当时，直隶设巡抚，置抚标左、右二营，并设宣府、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及山海关六镇总兵官，并镇标以下各协、营、汛。后经改制，设总督、提督及七镇，总督驻保定府节制提督，提督驻北京古北口节制各镇。
也就是说，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其实只是驻扎在古北口，管的却是直隶绿营，要知道，绿营是清朝正规军的绝对主力，而当时的直隶更是囊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还有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在这里做提督，实际上就是拱卫京师的驻军首脑人物，身份无疑比浙江水陆提督更为重要。
换言之，这次平调与之前的从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一样，也是一次变相升迁。 李可秀从一个革职留任的浙江水陆提督，摇身一变为岗位更重要的直隶古北口提督，他心里一定是在高呼“天恩浩荡”的——但对于一个“革职留任”的官员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非正常升迁。
啥叫做非正常升迁？就是本来怎么排都轮不到你，但结果偏偏是你，大家都说你走了狗屎运，这就叫做非正常升迁。可问题是，李可秀同志一没关系二没背景，四十多岁混个提督，虽说年富力强，但也不算是年轻干部，而且刚刚犯错误，背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凭什么狗屎运就落在他身上？乾隆这么做，肯定有点隐秘目的。
在书中，因为乾隆是汉人的隐秘身世，雍正留下了遗诏，一旦国家有变，则由太后主持大局，与八旗亲王一起对乾隆进行制约。
可想而知的是，即便乾隆未有异状，太后也会未雨绸缪，暗中有所准备。当然，也恰恰因为乾隆身世极其隐秘，太后也很难公开培育自身势力，而且乾隆终究是盛世皇帝，掌控能力也超强，按书中所述，他的势力主要是上三旗和御前侍卫，而前面也曾提到，在太后让他将八旗旗兵分拨给八位王公统领时，几位王公都觉得这“大大的不符祖宗规矩了，摆明是削弱皇帝权力之意”，有的还心想“明日还是上折归还兵权为是，免惹杀身之祸。”由此可见，乾隆对局面还是能够较好控制的，太后势力相当有限。
但太后毕竟掌握有乾隆身世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乾隆积累的所有政治资源大多都将变为无效——封建王朝向来追求“正朔”，满人的江山要是出了个汉人皇帝，那满人势力当然会即刻倒戈。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眠？乾隆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要解决问题，来软的不行，必须来硬的，而且还得玩阴的，又要消灭太后的势力，又要把雍正遗诏毁掉——这么艰巨的任务，谁来承担？
福康安自然是一个人选，那是乾隆的私生子，备极尊荣，绝对自家人。白振等忠心耿耿的御前侍卫也是心腹。但那些手上有兵的亲王呢？恐怕没有一个是能靠得住的——即便现在靠得住，但一旦知悉了乾隆的身份，那也会变得靠不住，说不定还会反戈一击。
乾隆不会冒这个风险，但手上没兵不好办事，所以，他还得挑个带兵的。结果，他拒绝了满人将领，选择了汉人将领李可秀。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可秀并不是乾隆有此想法后才被调入直隶的——按照书中表述，乾隆下定决心要一箭双雕，同时解决太后势力和红花会，并付诸于行动，前后不过一天时间，那时候又没有飞机，李可秀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浙江跑到京城，来个火线上任。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可秀在此之前已经到岗，成为直隶古北口提督。
那么，乾隆此前为何将李可秀调入直隶？分析一下便会明白，红花会知悉乾隆身世，并以此逼乾隆反清，“创不世功业”，乾隆其实心眼是有点活动的，书中也曾提到他对此犹豫不决。而如果他有与红花会合作的打算，那么就要与诸亲王为敌，要大力培植真正属于自己的汉人势力，精明强干的李可秀自然是一个人选。同时，因为犹豫，他也可能会有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做满人皇帝，进而剿灭红花会，那么与红花会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李可秀自然也是一个可用的人选。也就是说，李可秀是一枚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李可秀的结局是很可怜的——在《飞狐外传》中，金庸提到，乾隆被红花会囚于六和塔、福康安被红花会掳为人质这两个事情，都是当事人的奇耻大辱、心头大患，所以数年来将知悉内情的人屠戮殆尽。李可秀的运气很不好，这两件不该知道的事情，他偏偏都是“见证者”，注定逃不过这一劫。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官场的一大忌讳，李可秀运气不好，遭遇了这档子事，下场自然悲惨。
但抛开结局不谈，李可秀还是很有一套做官哲学的。比如乾隆与陈家洛在西湖之上约谈，李可秀从旁跟随，乾隆问李可秀“玉如意是什么人？”李可秀的回答就很妙，他说“那是杭州名妓，听说她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她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听说”二字用得极妙，而乾隆反问“你见过她没有？”李可秀表现得十分惶恐，说“小……小人不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李可秀此时的表现十分狼狈，但这种狼狈其实是最恰当的表现——官场之上，该狼狈就得狼狈，该装傻就得装傻，适当的时候选择做个呆瓜，绝对不是坏事。比如说这些风月场上的事情，要是能像个小男生一样在皇上面前脸红，那效果往往极好。领导不一定喜欢老实人，但最放心的就是老实人。至于拍着胸脯跟领导说“这事儿我最熟，我带您去乐乐”，那是弄臣才能做的事情——皇帝自然会养着弄臣，专门服侍自己开心，可李可秀的身份是封疆大吏，明智的皇帝不需要他干这个，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而在拘押文泰来，与红花会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李可秀也显示出了精明强干的一面。比如徐天宏命人在提督府外放火，李可秀则按兵不动，不中调虎离山之计。
最难得的，是李可秀的人情味，他对女儿李沅芷的爱护自不必说，而他宠爱的小妾被红花会掳去，他也并没有说上一句“女人如衣服”，便弃之不顾，而是就此与红花会协商，给了陈家洛一个与文泰来见面的机会——虽然涉嫌“滥用职权”，但在那个极其黑暗的官场形态下，相比那些肮脏龌龊、台前幕后的交易，这个“探监机会”绝对只属于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儿科事件，何况，他在府内安排了重兵，做足准备工作，严防红花会趁此机会混水摸鱼，忠心无需怀疑，处理也极得当。
作为人臣，李可秀无疑是合格的。 在《书剑》的尾声，红花会大闹皇宫，掳走了福康安，李可秀带着部下曾图南赶来谈判，表示乾隆有指示，只要红花会放了福康安，可以答应对方任何要求。陈家洛则提出了重建少林寺、永不滋扰少林，不再加重回部赋税，不得怀恨缉拿天下红花会会众这三大要求。前两条对于清廷来说，其实影响不大，而且处理好了还可以收买人心，并非坏事，属于李可秀这位谈判代表的权限内之事，所以他一口应承。
至于第三条，就有点麻烦了，红花会经过此番争斗，已成乾隆的眼中钉，而且在杭州的对抗中，乾隆发现作为清朝正规军主力的绿营中竟然也有大量的红花会会众，这无疑对清廷的统治造成了隐患，这一条答应与否，其实已经超出了李可秀的权限。
但此时非彼时，李可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两难抉择，他的压力要比当初曾图南去谈判时的压力大得多，也不可能像当初曾图南那样转头回去请示领导，问清楚了再回来。因为清廷与红花会已经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血海深仇，远非杭州时期的打打和和可比，而且在杭州时，李可秀还掌握有文泰来这个“宝贝”，可以制约红花会，此时不但手上没牌，而且福康安这个乾隆最宠爱的人还落在红花会手里，谈判难度极高。另外，由于双方已经闹翻，红花会的人不可能停在原地等他回去请示领导，他只能自己拿主意——处理好了是份内工作，处理不好就得承担所有责任。
在这种无奈状况下，李可秀只能说一句“我也斗胆答应了。”
红花会在乾隆手上吃过大亏，当然不会把一句承诺当定心丸吃下去，陈家洛随即表示“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换言之，福康安得做一年人质。
李可秀此时的反应跟此前曾图南谈判时的风格相若，十分爽快，说了一句“好，就是这样”——本来，领导要受罪了，做下属的总该拖延一下，说上两句软话，以示对领导的“关心”，但因为与红花会已然决裂的缘故，稍有点不爽快都有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情绪，所以李可秀被迫爽快了一回，然后才向福康安说了几句安慰话。
而福康安此时的反应则是“默然不语”，倒也不是他气量小，换成谁要被掳去大漠做一年人质，都不可能还笑呵呵地跟没事人一样。《飞狐外传》提到乾隆与福康安将此事列为奇耻大辱，等同于乾隆本人被关于六和塔，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太爱面子，以他们的身份受这个罪，自然会将之视为绝密，加之乾隆身世隐秘，将知情人一一灭口也是封建帝王采取的固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