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9-22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布雷纳德的转述，中方确认了将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承诺。但是，客观分析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压力，2011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如果美国经济表现好，中国的出口和顺差可能大幅扩张，升值压力自然会上升；如果美国经济表现不好，失业状况很难改善，同样可能令美国政客对人民币政策加紧施压。汇率自由浮动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经济与金融部门能否经受得住汇率水平较大幅度的起伏。现在国内的共识似乎是汇率一起伏，经济就垮了，尤其是利润率十分微薄的出口行业。这是许多部门与专家反对汇率升值的主要原因，更不要说汇率自由浮动。但是，汇率波动是否真的就是洪水猛兽？也不见得。过去中国汇率波动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国内经济部门包括出口行业变得尤其脆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尼、泰国、韩国和印度的汇率基本上实现较大自由度的浮动，除了国际危机期间短期资本流动造成了一些困扰，总体来看，经济运行还比较平稳。更重要的是，汇率波动起来以后，企业可以利用许多金融工具实施汇率避险。虽然目前的汇率政策已经扩大了波动区间，但是，在市场预期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民币政策仍然没有摆脱举步维艰的境地。即使未来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中国仍然避免不了政府打不赢市场这样一个铁律。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管理”，升值预期会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加而进一步自我增强。这就好比一个恶性循环：升值越多、升值预期越强、资本流入越多、升值压力越大。国际政治又对这一过程推波助澜，这样发展的结果可能是连市场都不知道均衡究竟在哪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的想法可能是打破上述恶性循环的一条思路。与其把很多精力放在与市场博弈、与美国博弈，倒不如集中精力考虑让汇率自由地波动起来，当然，自由市场也有“超调”，但在政府“管理” 的情况下，“超调” 往往更严重。毕竟政府并不比市场更清楚均衡汇率在哪里。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汇率完全自由地浮动也不现实，但我们起码可以考虑利用今后三到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来实施改革，实现“有条件的自由浮动”。具体的“条件”可能很多，但至少有两条：一是还是应该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动；二是可以允许当局实行有节制的市场干预。前面一条很重要，因为最终泰国、韩国和印尼出了问题，主要是短期资本回流太快，这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可能是一个挑战。具体的限制办法就是利用已经实施的QFII和QDII制度，允许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但对流动的频率和数量作出明确的限制。政府适当干预汇率市场减少剧烈波动也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一种机制来节制这样的干预。规定每年可以干预的规模，由央行酌情实施。干预的责任应该从央行转移到财政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干预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