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确定自己在此之前，丝毫没有出现过申请哈佛的念头。不过，我的人站在那里，触摸着心中的高墙，我想着，虽然我非常可能无法得到入学许可，但至少，我可以试上一试。
二月里一个雨天午后，我来到位于时代广场外、第四十三街上的《纽约时报》大楼前；我收起雨伞，从旋转门走进去，准备参加奖学金遴选作业的面试。珊与我之前已经去福特汉路上的廉价成衣店，买了一条我要穿的卡其裤与一件我穿起来相当适合的衬衫；而我那双发旧的黑色靴子，当盖上长裤之后，看起来也像是一双正式的皮鞋，可以将就穿着。莉莎借给我一件她的海军风外套，虽然有一颗扣子不见了，但我想，穿起来应该不会显得太随便。总计有三千名高中生申请仅录取六名的奖学金名额，有二十一名学生进入决选名单，而我是其中之一。面试这天下午的天气很冻，我已经准备就绪，可是我却很疲倦，因为这一天异常漫长。
莉莎与我一早联袂去社福机关办事情。我们去那里的原因是，我们在争取获得房租补助。之所以会有房租的需求，则是因为我们租了一间公寓。
我拿出第二个夏天在纽约公众权益研究团体打工所存下来的钱，与莉莎做了一项协议。在我年满十八岁不久之后，我已经达到法定年龄，可以自行与人签约租屋；而且，这样的年纪，不用再担心被送回去中途之家；我花掉我所有的存款，在贝德佛德公园大道上，为我们找到一间带一个房间的公寓。我的钱用去支付仲介费用、第一个月的房租与押金，还买了一个床垫、几只锅碗、以及一张带有两把椅子的厨房用桌子；当我们搬进去住时，我完全口袋空空、一文不名。
我有十一堂课要上，还要费心于学校申请事宜，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再兼差赚钱。为了回报我的贡献，当时已经在Gap成衣连锁店打工的莉莎，愿意支付所有的帐单，直到我结束学业、可以开始工作为止。而这也会让她一毛不剩。这个吃紧的预算规画，可以让我们有电点灯，有非常基本款的通话方案的电话可用，偶尔也可以买点食物，但几乎无法支付房租。
关于食物的可靠来源，可以去附近的慈善救济组织领取或购买，尤其是可以去青春之门领取食物包裹；这些单位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作为与莉莎协议的一部分，珊会搬进来跟我住；所以，她就跟着我们同一天搬进公寓中。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六，那天下著大雪，莉莎、菲夫、珊、伊娃、巴比、詹姆斯与我，一起从砖头的公寓中，帮忙把莉莎所有的物品、行李，搬进新住处中；两地距离并不太远。我们一行人抱着台灯与许多背包与提袋。凌晨两点，街灯映照着白色的雪花闪闪发光，我们在湿滑的雪地上，溜溜滑滑跑跑走走，不时踉跄滑跤，一伙人笑得前俯后合。
詹姆斯拉着我往一个雪堆里倒，两个人四脚朝天摔成一团；他亲吻我，揉着凉凉的雪球往我的脸上砸，我又叫又笑，追着他跑。砖头已经出城去度假，所以珊与我才有机会进去屋子，发现好久之前我们留下来的几袋旧东西，我们早已忘记还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在快要清晨时，菲夫与巴比把莉莎的床铺搬进菲夫爸爸工作用的卡车上；他们穿着雪衣与厚重的登山靴，搬运时，因为卡车载货平台湿滑的关系，经常不小心失足滑倒。
按理，从那天开始，莉莎、珊与我就应该过起平顺的日子。但是，才搬进去不过两天，莉莎就失了业。我们尚未付过任何一张帐单，而按照当初的计画，是由莉莎的薪水来支付所有开销，当她最后一张支票兑现，买完食物后，就一毛不剩了。
最后一学期，我仍旧修习高中一整年的课程，再加上申请大学的事情，使我无法挪出时间去工作。好几周以来，我平均每天在学校待上十个钟头的时间，晚上回到家则把申请学校的资料一一铺放在厨房桌子上，填写所需的文件，然后我们三个会依分量分食从青春之门带回的食物。在花完存款、又没有时间工作的情况下，还要上这么多课，以及处理申请学校事宜，着实让人过起日子来心惊胆战。
这全然是一场豪赌，而且仿佛选错了赌局；至少就我来说，我原本可以尽可能一点一滴花用我的存款，小心翼翼靠着它来过生活。那笔钱如同我的保护伞。但是将它全投入在房子上，我如同走出假期汽车旅馆那天时一样一文不名。我每天离开家上学后，莉莎会仔细研读分类广告找工作，但运气不佳，始终毫无所获。断电、断话等通知单陆续寄来；这些以白色信封寄来的帐单，在信封上的中央下方，以红色粗体字载明通知事项，并且印上停止服务的最终日期，让我们可以一天天去倒数，而我们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
于是去社福单位寻求协助，就显得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他们应该要协助我们度过难关。这些社福救助机关对莉莎与我并不陌生。在过去，我们就跟着妈妈一起去过好多次，所以我很清楚会碰到什么事情。但是，我还是万万没想到处理我们案子的女办事员，可以这样趾高气扬、这样粗鲁无礼。我们的申请案一次又一次被退回重办，因为她说我们这样那样的文件，或是没有显示妈妈过世，或是看不出爸爸没有在照顾我们—你要如何证明一件没有发生的事呢？而如果我们找不到妈妈的死亡证明，该怎么办？不过，在奖学金面试的那一天，我百分之百确定所有文件均已备齐，我那天早上只消去递件，就可以完成申请手续，获得补助身分，得到我们的租金与拿到一些食物补给票券。
「你并不符合 *** 的救济资格。」女办事员以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一边阖起文件，扔在桌子一旁。
「这个意思是说……？」我问道；但她一脸不愿多说的表情。
她发出一声经由齿际吸气的锐利声响，翻了一下白眼。「大小姐，你已经听到我所说的了。你资格不合。」
大小姐?!她这么一喊我，一下子让我笼罩在中途之家的氛围，又仿佛回到过去与卡洛斯住在汽车旅馆中的日子。人生的现实一再对我揭示一项真理：我只要一再一贫如洗，就有愈来愈多的人可以决定我的日子该怎么过，而且事实就是这样；我如果一直穷困潦倒，就永远会有一个什么人出现在我面前，说出让我无法招架的恶言恶语。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建立起一个不虞匮乏的人生，让自己有力量，希望像这位女办事员之流的人，可以通通从眼前消失不见。
「女士，我了解您的意思。我只是在问，我为什么资格不符？」她滔滔不绝讲了许多话，翻了更多的白眼，但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如同那天早上我所看见的其他等待「被救济」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对这位冷淡的女办事员说话大声起来—这个女人仿佛是，横阻在我与那些我希求的事物之间的高墙里的某块砖。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火气上扬。在那一刻，她成为所有对我摇头说不的人的总代表—所有之前让我失望难受的社工师、所有先前让我难过透顶的那些高中面试老师，所有人影全叠在她的脸上。我愈来愈火冒三丈。最后，我举起手对她做了个「别再讲了」的手势，而且我的手几乎就挡在她的脸前面，反击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我还待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我待会哈佛大学的面谈就会迟到。」我很想要咒骂她，很想让她知道，即便她现在对我说三道四，但我有比社福机关更重要的地方要去，有比她更重要的人要碰面。
她直接当着我的面哼笑起来。「是喔？我待会还有个耶鲁大学的小姐等着要办补助咧。那你干嘛不赶快去去什么『哈—佛』的面谈！笑死人了。」
我的血液往上冲，整个脸赤红如火，立刻起身跑出去。「没关系，」我想着，一边推开大门，离开这间可悲的办公室。「没关系」，因为，尽管这个办事员毫不相信，但我下午真的也排有一场要跟哈佛大学的毕业校友的面试要去。
事实上，我当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首先，就是这个我原以为只是很普通的递件申请、获得 *** 补助的案子；其次，我要去曼哈顿市中心参加大学申请面试；最后，则是要前往《纽约时报》大楼面试。由于我不想缺课太多，所以我才在同一天排满所有的约会；我希望可以一个接一个顺利进行：社福申请、哈佛面试、《纽约时报》面试，三个一举达阵成功。而事情的结果是，当天只有社福申请案受到刁难而已。
我去到东五十街，在那位哈佛校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中与他碰面。现在回想起来，只记得整场会谈充满礼貌的问答而已，一例是关于学校的标准问题，另外还请我讲述有关我的人生计画、教育愿景与生涯目标等等。我还记得面试结束后，搭乘电梯下楼时，自己觉得刚刚的谈话很顺利，于是拿起日记本，再一次确认下一个面试地点的地址：西四十三街二二九号。
我从冷雨中走进大楼，穿越安全检查门，找到电梯，然后有人导引我走进一个小房间，那儿是奖学金决选入围者的等候室。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房间里的一切立刻尽收眼底。在这间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有两名表情紧张的高中生，跟着他们的爸妈一起坐在沙发上。有个学生一直来回踱步，另外有个妈妈则不停地拍拍女儿的肩膀。一张小桌子上，堆著一落《纽约时报》。
我了解赢得奖学金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十分理解赢得「这一份」奖学金的价值在哪里。我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多多少少获得任何奖学金的资助，根本无法进入顶尖大学就读。能成为一流大学的学生，意谓著在前途规画上拥有最多的可能性，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哈佛的学费比天高，而我现在连一个火鸡肉三明治都买不起，所以我明白我需要找到稳定资金的来源。但我却完全不了解，获得来自《纽约时报》奖学金的重要性为何。
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之中，我从未见过有谁读过《纽约时报》。我没有任何参考架构，来提供我了解这份报纸的影响力有多大。在我身边的人当中，如果真有人在看报纸的话，主要都读著《纽约邮报》或《纽约每日新闻报》。
我唯一见过读著厚厚一大叠《纽约时报》的人，都是看起来像是专业人士、有高学识的人，他们搭着地铁，一边读著这份报纸。而说到我自己的话，我当然连翻都没翻开过这份报纸。所以，当我看着那名来回踱步的学生，脸上明显焦虑不安，几乎快要呼吸不顺的样子，我全然不明了他为何如此紧张兮兮。
我的无知让我幸运地处在状况外；而直到那时为止，随着我在预校所获得的经验，我变得比较容易与别人对谈，于是我一点也不紧张。事实上，经过漫长的一天之后，处在这间温暖的等候室中，我反而感觉还不错，我甚至放松地坐在位子上休息片刻。
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小小等候室中，我脑子里只是简单想着，这是我这一天的第三场约会，而我的眼睛，则流连在一张摆放甜点的桌子上。一瓶瓶水整齐排成几列，前面则放在一盘盘可颂面包、贝果与杯子小蛋糕等等小点。一位名叫谢拉（Sheila）的亲切小姐，满头结著细细的非洲式发辫、笑起来很甜，她负责接待我们这些候选人；她参照入围名单，安排我们准备面谈的程序。她鼓励我自行去取用甜点。「小甜心，请用！到现在都还没人碰这些甜点，最后我们就会收掉了。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不要客气喔。」
这正是我想听到的话。当他们喊到我的名字时，她转过身，领着我往前走，我很快塞了几个甜甜圈与杯子小蛋糕，放进背包里。是她说我可以自行取用的，而且，反正他们最后也会丢了这些甜点，不拿可惜。
我走进一间会议室；房间中央放著一张很长的橡木桌，大约有十二位穿着正式服饰的女士、先生围坐在桌边。在桌子一端有一个空着的座位，很清楚是要给我坐的，我于是往那张椅子走去。
我的两只手还沾著甜甜圈的糖粉。「不好意思，请等我一下。」我说，一边从桌子上的面纸盒抽出一张面纸。我抹着手坐下来。十二双眼睛开始盯着我瞧，然后听着我说话。
我知道面谈的主题，应当与我所撰写的那篇自传文章有关。他们当时要求参选人描述「你迄今为止所克服的困难」。由于我当时已经年满十八岁，已经不再是儿童社福单位的强制监护处理对象，所以我以无家可归作为我的书写主题。我毫无保留写出我所遭遇的困难。
在面谈场合，我甚至披露出比我所写下的文章还更多的内容。我告诉他们—这些作家与编辑个个身穿西装与套装，戴着看起来很昂贵的手环或领结—有关爸爸与妈妈的故事，有关学院大道的往事，有关妈妈卖掉感恩节火鸡的插曲。我告诉他们，如何在慷慨的朋友协助下讨生活的辛酸，与在楼梯间打地铺过夜的权宜之计。我还告诉他们，我并非每天都有东西可吃，我总是去像青春之门这些组织的地方果腹。现场鸦雀无声。一位打着红色领带、戴眼镜的先生，倾身靠向这张巨大的会议桌，首度打破沉默。
「莉姿……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告诉我们的？」他问。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很明显地，我这时应该去讲一些让人印象深刻、可以反复咀嚼的话，来让他们相信我可以赢得奖学金。
「嗯，我需要这笔钱，」我脑子里率先浮出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需要。」在场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如果我可以想到其他听起来比较复杂深刻的事情，那么我就不会这么说，不过我真的只是简单想到这件事。
有一个人说，很高兴认识我。其他人起身过来和我握手。
一位名叫蓝迪（Randy）的记者带我上楼去他们的员工餐厅；他们每天中午都在那里用餐。餐厅里人来人往，个个穿着正式，员工证或是别在腰际晃来晃去，或是系在钥匙圈上。蓝迪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个男性白人，大约三十几岁，身穿蓝色衬衫，打着一条领带。他很亲切友善，带我去用餐。
「莉姿，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在那个面试会议室，」他拿出他的笔。「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一路走来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吗？还有，为什么你的爸妈他们没办法照顾你？」
跟他坐在那里，我满嘴塞满热热的通心粉、乳酪与鸡肉，一边畅饮美味的甜苹果汁。我的脑袋因为开心吃到热食，以及这位记者先生对我的兴趣而嗡嗡作响。我很兴奋来到这栋货真价实的办公大楼，而且里面出入的都是专业人士，如同我在电视里看过的那些专家一样。令人惊讶地，我毫无困难就把过去几年所过的生活，与当天所遭遇的一切，全部一五一十告诉他。我什么都说了。我告诉他，有关从小到大看着爸妈嗑药的过程，有关失去妈妈的痛苦，有关汽车旅馆的流浪日子，甚至是当天早上在社福机关所遭受的对待，我都一一侃侃而谈。
之后几年，我经常回想着自己当天是多么幸运，因为，我当时毫不理解，自己在那一天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巨大。如果我知道哈佛大学或《纽约时报》的面谈按理会有多困难，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很艰难、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考验，那么，我很可能都不会通过。不过，我当时对世事的理解，还不足以让我事前分析自己成功的可能性；我只想着要准时赴约，然后认真面对。
接下来几年，我逐渐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人等着要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成功机率，要你务实面对所有难关。但我却也学到，除非直接去做、去体验，不然，在事情尚未发生前，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所谓的可能性是什么。
当我们的谈话结束之后，我走去搭电梯；在那一天，我第二次感受到过程很顺利，我又往前跨出了一步。我看见那个障碍赛女跑者，疾速往前跨越奔去，又把一个栏架抛在身后。
隔周周五，新家里的电话响起。听见电话 *** ，我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电话线早已被断话。我们已经接到断话与断电的通知信好几周了。实际上，我很确定，再过两三周，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包含我们的公寓在内。我已经开始计画要来整理行李。
我接起电话后，听见一个语气非常正式而专业的声音在找我。
「我是《纽约时报》大学奖学金计画单位的罗杰．雷黑卡（Roger Lehecka）……我打电话来，是要告诉你，经过我们的遴选作业后，你是六名《纽约时报》奖学金得主之一！」
「犹如一阵旋风袭来」—在想着该如何描述我赢得奖学金之后的生活时，我的心中随即浮现这个意象。一道水闸门就此打开，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生活从此将全面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