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实践在历史上最为显著的例子是秦朝的商鞅变法。秦始之初，因地处偏远而相对落后，商鞅以法治取代传统礼制，使得秦国实力迅速提升，最终统一六国，显示出其法治的积极意义。然而，法家的法治并非完美无瑕，它包含着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即认为法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这忽视了法律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秦朝的短命便是这一理论的反例，它过于依赖法律，忽视道德的调节作用。
法家主张君主独裁，立法权被集中于君王手中，这导致了法律专制主义。尽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所进步，但君主的特权并未受到同等约束，这与现代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相去甚远。现代法治以民主为基础，法律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家追求富国强兵，主要通过农战政策，但这依赖于对人民的严苛控制。他们主张“强国弱民”，认为人民的贫穷和困弱是推动国家强盛的手段，这与现代法治以人为本的原则相悖。法家的法治实际上是为了服务于统治者的私欲，而非人民的福祉。
法家的重刑主义认为严酷的惩罚是防止犯罪的关键，但这导致了对未犯罪行为的过度处罚，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违背了法理。与之相比，现代法治更加注重行为定罪，而非思想定罪，坚持人权和公正原则。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基于君主专制，后者建立在宪政民主之上。尽管法家思想中包含着一些有益的元素，但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审视，因为其核心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非普遍适用的公平法治原则。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