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4
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你要明白的你焦虑在那里，是怎么演变的？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有恒为作圣之基。
他用三十天戒了烟，然后用三十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观的生命之殿。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然而，事实证明，“明练”、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
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 他有意识地在身边安排几个耿直高洁之人，时时给自己指出缺点。“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余之短，以相箴规，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在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请求他们“常惠箴言，并赐危论” 。
朱东安说：“曾国藩主要依靠这条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也就是说，曾国藩喜欢听好话，也能听坏话。做事能决断有霸气，但都是凭情理。用人处事，从大的格局到小的细节，都值得学习。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气，其实思维极缜密。说话表面上听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办事极精细。他曾经说，李榕只了解我的深处，不了解我的浅处。又说，古人办事，之所以不可及，只是能够举重若轻。为什么能够不动声色就改变天下大势呢？举重若轻而已。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树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