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文学烽烟，始于林蔡对决。林纾，作为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巨擘，对白话文持批判态度，他撰文激烈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蔡元培则秉持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力挺新文学。这场论战，象征着保守与革新之间的鲜明对立，林纾的立场最终败给了时代的进步。
1922年，新旧文化的碰撞更加激烈，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论辩拉开了序幕。梅光迪等人以保守的旗号，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质疑，鲁迅则以犀利的笔触讽刺其陈旧保守。这场争论，揭示了文学革命对于传统观念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力量不容小觑。
1925年，甲寅派的崛起与衰落成为另一场戏剧性的转折。章士钊重启《甲寅》杂志，新文学阵营展开反击，白话文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钱玄同和刘半农通过巧妙的“双簧信”策略，将矛头直指林纾，他们的行为不仅将文学革命带入大众视野，也使林纾的立场更加孤立。
“双簧信事件”中，钱、刘以“王敬轩”为笔名，暗指林纾，他的沉默在新文化人的挑战下被打破。小说《荆生》和《妖梦》中的影射谩骂，暴露了林纾的不满。他致信蔡元培，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将白话文贬为“人头畜鸣”。然而，蔡元培以坚定的立场回复，倡导思想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这场论战因此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引发了“新旧之争”的热议。
尽管林纾深感后悔，但他的立场并未改变，他依然站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阵线。这场历史的论争，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较量，更是思想观念的碰撞，留下了深刻的文学革命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