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5
群体特征最重要的一点：个人有意识的行为，会逐渐被群体无意识行为取代。
这是这本书的核心，与我在长期思考和观察中得到的结论相仿。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还是投射也好，追根溯源其实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群体的问题，而群体是无意识的，是容易被塑造的。
其塑造力量的来源我仍在思索，目前结论是“遗传和环境”双重决定：其中遗传的部分来自于种族的文化、哲学、历史，这部分是延续在个体的基因里的。很多人觉得哲学是无用的，但其实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解构现实，乃至于塑造群体到个体的行为；而环境的部分来自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这部分是延后的，但根本上是决定性的，但其决定性需要新的思想和哲学来引领塑造。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终归会被时代抛弃。
个体行为中存在“基因的我”（繁衍和延续、兽性，本我）和“意识的我”（思考和探索、理性，自我）相互影响，个体行为上还存在一个“被塑造的我”（哲学和思想，条件约束，超我）即从社会自上而下的一种塑造。
在“被塑造的我”部分中，最直接重要的一部分是原生家庭（在国内，家长行为和教育的矛盾、对阶级的焦虑等等几乎是普遍性的影响），在这部分中，家庭看似是局部作用，实际上是社会作用的最小单元。其次是传媒，当代非常重要的塑造力量，另一种说法是话语权，在把控外界信息的前提下，能直接塑造人的观点和立场。除了这两种要单独列出来的力量之外，其他还有比如文化、法律、伦理等。但根本，我认为哲学是指导性的力量，在西方，宗教信仰也算其中之一。
我所做的研究、付出的努力，只考虑方法，各种意见、教条、理论对我是没有影响的。我深刻的相信，这是发现少数真理的唯一方法。
这是思想家都会考虑到的一点，各种意见、教条、理论是属于被塑造的部分，是条件约束的部分，而我们考虑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应该首先在思想上自我约束。即埃隆马斯克也非常推崇的一点：第一性原理。在探索真理的时候应该从理性和现实出发。比如我们在谈话的时候，经常喜欢旁征博引，引用一些教材或者书本中的概念，这无可厚非。但抽象出来的模型往往是失真的，并且各种概念和术语往往只限定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不适合随意引用。因此，谈论具体事情的时候，我认为用案例来说话是非常有效的。
通过细致的观察历史事实后，所有的观察都在向我证实一件事，社会组织是复杂的，就像一切有生命的个体一样，让它们突然发生某种变革。
细胞是生命，细胞组成了生物体就超出了细胞本身的生命，生命体这种复杂系统呈现出一种涌现性。生物体从上而下，继续塑造细胞的行为。而社会体也相似，由生物体组成而超出生物体的许多规律，社会体也会自上而下塑造生物体的行为。
就群体而言，它们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都表现出了一种很独特的低劣性质，在其他的行为中，又好像有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们，古代的人会叫它命运或者天意，而我们则把他们视作亡灵的声音。对于他们的本质，我们虽然不了解，但是对于它们的威力，我们却不能忽略。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候会感觉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他们。
《论语·为政》：“五十知天命”。这种支配的力量也就是自顶而下的被塑造的部分，它为了解决时代的矛盾而诞生，在社会发展中又成为新的阻碍，成为新的矛盾。国家意志是自顶向下的吗？不，国家意志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个体塑造的群体行为，又从群体行为中再去塑造个体。
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无意识作用很大，而理性却没什么作用。
基因的我，意识的我，被塑造的我，究竟哪一个是我？这个命题相当之困难，涉及到自由意志的问题，人究竟存在自由意志否？
理性是为了生存，在探索和思考中演化出来的去掌握自然规律的部分，其本质可能是为了基因的我延续而诞生的，那这部分算无意识的部分吗？我的思考是我主动选择的吗？
理性诞生于“基因的我”，哲学诞生于“意识的我”，但在生成之后超出自身却又反过来影响自身。
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是造成文明变革的重要因素。……之所以这些重大事件是罕见的，是因为人类一代代传下来的思维结构是稳定的。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上面所说的，人类思想需要经历的几个转型过程的关键期的一个。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塑造而不自知。在长期的困顿和内省之中，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塑造的部分，塑造的部分掩盖了自身本应存在的光芒。当逐渐去除壁障之时，所看到的世界也越来越不一样。我们需要古代哲学智慧，更需要符合时代生产力的思想出现。
一个世纪以前，引起各种事变的原因还是欧洲各个国家的传统政策和君王之间的对抗。群众的意见基本上没有作用，或者作用很小。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君主的行为看似是精英个体的行为，但我们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看，这种行为只不过根本上也是群体所塑造的。而这种塑造是处于时代背景各种约束条件之下的。
现在，群众组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联合会……
这里是欧美特有的情况，我国在联合群众方面组织的更为完善。比如美国社会精英与平民对立严重，社会组织很大情况下不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作者作为观察者认为力量本身来源于群众，最终也会回归群众。
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标志，很可能就是群众势力的出现，这个阶段可能是混乱的无政府时期，但是这一阶段，是所有新社会出现所必须经历的。那么这种结果能够被组织吗？
是群众势力的出现，还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对于社会形态发展的问题，还需再做思考。这种结果能否被组织，我认为我国给出了相对比较好的答案，就是群众路线。
……所以，间接征税，不管税率有多高，群众总是会选择接受，因为，对于日常消费品，每天只支付一点点税，群体的习惯是不会被干扰的……群体采取行动，是从来不按照纯理性的教导的。
经典朝三暮四的故事。在这几段中，作者阐述了群体的非理性行为，这种非理性更符合人的一些具体行为，在经济学也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行为经济学”。
无意识现象不但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存在于智力活动中，并发挥着一种完全压倒性的重要作用。
我们有意识的动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
不仅有生存选择下来的遗传特征，还有父母代的文化特征以及表观遗传学影响到的特征。许多保护我们的遗传都被编码进入了情绪之中，比如我们看到蛇就会恐惧一样，这是一种意识还是无意识？
种族的先天禀性是由无意识构成的。
不久之前有款游戏叫做《冰气时代》，末日游戏被我们国人玩成了种菜游戏。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农耕文明，所以种族中守成和顺天是很明显的特征，而在资源匮乏的地区，像维京或者大不列颠这样的岛屿国家，则需要锐意进取来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冒险和英雄主义就容易成为主流。
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的作用，人的思想和感情会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并且会立刻将这种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这个人便不再是他自己，它变成了自己的意志受别人控制的玩偶。
人的各种需求中，总会有缺口，只要瞄准这个缺口，来营造相关的“哲学”，便能控制人，但人的解构能力越强，就越不容易被控制。但尽管如此，人终究是社会动物，始终是无法逃离各种意义上的塑造的。
……当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人的时候，都是有教养、举止温顺的良好公民，可是当他们处于国民公会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却毫不犹豫、没有任何质疑地去执行一些非常野蛮的决定，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百姓送上断头台……
这与环境的约束条件有关，只要在这个规则下，人就会自动地倾向于这种均衡，所以只有从根本上，从制度上，从思想建设上，才能调整这种均衡，也就是博弈论所研究的内容。
现场第一个目击者可以说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会对接下来其他的目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应该与记忆机制有关，人记忆的时候不会记忆全部的细节，但是记忆被情感所调动之后，就会产生这种幻觉来补全记忆，并且这种幻觉在群体认同中不断强化。
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为群体的责任感消失而得到强化……在群体里面，那些无能的人，傻瓜、心怀嫉妒与怨恨的人，就会摆脱那种负面的感觉，不在感觉自己是个无能的人，反而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却机器短暂并且残忍。
就像我们的网络环境一样，那些可能在情感上有缺陷或者认知上有偏见的人，在网络上找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却看不到自己是这种群体力量之下被异化的傀儡。
一旦孤立的个人成为群体中的一员，那么他个人的智力就会急速下降。
可能与镜像神经元有关，只有符合群体趋势的反馈会得到增强。
他们不会臣服于性情温和的主任，但却对严厉欺压他们、压榨他们的暴君表示认可。……群体喜欢凯撒那样的英雄。他的权力会威慑他们，他的权力也吸引着他们。同时，他的利剑，更让他们心怀敬畏。
这种力量，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PUA，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病症叫斯德哥尔摩效应，就是其情绪和生存条件约束被调动了。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写道：
为什么规则的力量如此强大？这是“基因的我”决定的，作为“基因的我”的终极问题就是生存繁衍，服从规则是群体生存下被选择的生理遗传。人是可以驯服的动物，从众和服从命令是基因中就刻画的存在。(在这种力量的操控下，群体会展现出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来保证种群的延续）就像蝗虫在正常情况下是绿色的，而在大规模群体之下会“丧尸化”一样，群体中的人，会有一种群体无意识存在，这种群体无意识会影响人的决策和行为，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一样。
定义和规则，就能操作人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为什么封建时代要强调君权神授？为什么颠覆政权要附加正义性和合理性？因为违背群体意志的存在最终是会被群体吞噬的，而群体意志，确是可以影响的。对个人可以pua，对群体同样可以pua。当前最强的物理攻击就是核武器，最强的物理话语权就是核力量。
处于这种战争中的群体，他们就像是被催眠了的小鸟，而施加催眠的人，就是猎人！
虽然解构能力较强的人可以成为猎人，但力量都是会相互作用的，使用这种力量的人，最终自己也会被这种力量吞噬。
每一种文明，其实都知识几个基本观念的产物，而且是有数的几个，这些观念很少变化和革新。
因为人和社会最终都是收到自然地理条件所约束的，所以这种基本思想在文明没有产生巨大革新之前都会保持其稳定性。而近几十年，变化和革新尤其明显，可以说在之前几千年的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没有一个时代像如今一样，人的基本条件得到如此满足，甚至几十年前到如今也是日新月异，所以国内三代之间的基本思想既保持了一定的延续，又有新的观念产生。
可惜的是，这种革新的角度就像火花一样闪现而过，群体的惯性太过于强大以至于只有少数能跳出这种塑造命运的人可以一窥未来之景。
群体所能接受的观念，必须是简单明了的，所以，一种观念想要变得通俗易懂，就必须经过一番深刻的改造。
要简单的原因是因为群体中个体会对观念进行符合自己观测的二次加工，而合理的观念往往是复杂而辩证的，二次加工后威力就会减弱。但是改造后：直观的世界观——粗暴的方法论，这样简单明了的观念可执行能力非常强，所以才能被群体所接受。
把彼此不同的事物，只在表面上有一些相似性的事物混合在一起，同时让具体的事物普遍化，这就是群体推理的一个特点。
诡辩，这也是利用言语的力量，逻辑谬误如果没有专门的训练和思考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即便是很聪明的人在环境和心理暗示下，也会陷入别人布置的“领域”之内，而产生错误的推理。
通过演说家的某些演说词，我们只要读一下，就会惊讶的发现，这些演说词有多少弱点，可是就是这样的演说词，却能够深深地影响观众……这些演说词是用来说服群体的，而不是给科学家，哲学家阅读的！……如果拿20条经过认真思考的论证相比，它们对群体产生的影响，还不如几句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话管用。
他们之所以会接受，会普遍赞同，是因为他们觉得通过自己的推理，不能形成其他的、自己独特的看法。
这一点比较关键，大多数人的神经系统无法处理复杂信息（或是天赋不足，或是长期信息超荷负载），从这些复杂信息中归纳出一些规律来，他们处在长期的矛盾和困顿之中，当有人愿意为他们这些矛盾提供一些直观明了的解答，降低群体的思考负荷，当然会趋之若鹜。
群体，由于推理能力的缺乏，他们的想象力就变得强大并且非常活跃，甚至异常敏感。
这一点上与选择遗传有关系。推理应该算是深度优先搜索，而想象力则是广度优先搜索，在环境多变复杂的情况下，想象力占据着有力的位置，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许多突变的事情。
对于只会形象思维的群体来说，形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们一般也只能被形象打动。
在消费心理学上，这就是品牌效应。在传媒上，就看得出人设比真实人物是更重要的存在了。文学艺术戏剧电影，比记录片更能吸引人，其形象也是更为抽象化。
可以影响民众想象力的，是事件发生以及引起人们注意力的方式，并不仅是事件的真实本身。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对这些事件进行一定的浓缩加工以后，它们才会形成令人瞠目结舌的异常惊人的形象。想要掌握统治民众的艺术，就必须先掌握影响民众想象力的方法艺术，这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传媒理论。
在感情与理性的冲突中，感情从未失败过。
这里跟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有关系。
种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教育
这一部分在序言的思考已经提过思考，即文化“遗传”的部分，但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是在特定环境资源中所约束塑造的部分。
……相反，在社会等级的最高层，培养出了轻浮的资产阶级，这部分人多疑，却又容易轻信别人，对国家的信任近乎迷信，就如同天道一般，却不忘经常性地对其表示出敌意，他们善于将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如果没有了当局的干涉，他们注定一事无成。
想要取得成功，依靠的是经验，是判断力，是开拓进取的精神，然而这几种必要因素，确实教科书不能教给我们的。
法国学者泰纳：
观念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是在它正常的环境中形成的，想要促进年轻人观念的成长，就必须让年轻人从农场、工厂、矿山，以及法庭、医院和建筑工地，从这些地方获得感官认识。他们必须要亲自接触各种各样的工具、材料以及操作，也必须亲自和工作者、劳动者在一起，不用计较他们是做好了还是做坏了，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他们通过眼睛、鼻子、手，收获一些理解，尽管这些理解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的人会不知不觉从这些细节中慢慢琢磨，逐渐在心中产生某种认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早或晚都会产生一些提示，让他们开始动手尝试新的组合，或者是创造发明和改进。然而对于法国的年轻人来说，比较遗憾的是，在他们最适合学习的时候，却被剥夺了这种学习方式，使他们不能接触到这些必不可少的因素。
与日本稻盛和夫理念相似，心在现场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
学校没有给他们应付生存所需要的装备、意志和素质，不但没有给他们，还破坏他们的这种素质。因为这些，当年轻人走进社会后，他们只会遭受一系列的挫折，非常痛苦，这种挫折造成的创伤即使过去很长时间，也是无法愈合的，他们甚至会因此失去生活的能力。
一代人就像失败的实验者一样，在这种创伤中成长，没有进行思考，又继续将这种创伤传给下一代。
形象、词语和口号，幻觉，经验，理性
在序言的思考中，我给出的答案与作者有异曲同工之意。
名称的威力很强大，如果能做到选择得到，它足以将一些最为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成一种能被民众接受的事物。
词语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明显的种族特征和情感色彩，因此用词合适有着巨大的调用情绪的能力。
事实上，这些幻觉已经支撑我们祖辈生活了许多个世纪。
读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我们活着的支撑很多时候是被塑造的幻觉，而不是真的用心去体验。我们被幻觉控制，就像傀儡一样。
这个头领就像是头羊，其他人就像羊羔，羊羔没有了头羊就会完全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可能会认为头羊是国家领袖，其实不是，国家领袖也不过是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是为了符合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被挑选出来的。我认为头羊是群体中的哲学家，他们解构所有的存在和意义，为未来开辟和寻找方向，就像马克思一样。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领袖，其实并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些实干家，他们没有聪敏的头脑，也不能深思远虑。恰好，想成为领袖，也不可能具有这种品质，因为这些会让他们变得犹疑不决。
这就是为什么智囊只能是智囊，而成为不了英雄。
但是这些人都是先被别人的一种信仰征服，自己陷入幻想后，又开始让别人也陷入幻想。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唤起他们的信徒的力量，那种力量将是坚不可摧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这种力量能够使他的梦想完全奴役这个人。
佛学，儒学，君子之道，莫不如此。现如今教育内卷不也是吗，付出许许多多无益的经历、财富、时间，去争一些虚无的存在。但是，被塑造的人们只能找到这一种社会给他们的最好的解答。
如果一个人具有了信仰，那么这个人无疑就强大了十倍。
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的头脑，最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出断言，并且简洁有力，不用理睬任何的证据和推理。
让断言产生真正的影响，就必须保持措辞不变，不断地重复断言。拿破仑：重复，是极为重要的修辞法。
每一种观念在被民众接受后，因为它具有的强大力量，最终也会作用于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会作用于社会上层，这种现象是更为奇特的，因为群众的观念多少都会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在观念的诞生地，这种观念却没什么影响 。
先知者现提出了哲学思想，但这种思想被民众接受后，才能作用于上层。但这个过程是跨时代的，漫长的周期。
只要你的名望更大并且有付诸实施的能力，即使是随心所欲地迫害他们，为了征战不惜让无数人死于非命，人们也不会对这种做法表示出任何异议。……为了能够让群众持续敬仰，他们对待探讨从来不会宽容，必须保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将名望持续的时间延长。
名望的机制应该也是生存选择的一种。人们欣赏有名望的人，是希望从这些人身上获取更多的资源，或者说是一种模仿。保持距离和拒绝探讨也是为了维持神秘感，神秘感就代表着更多的信息量，而距离能保证这种有限的信息量不被完全解构。
我们知道的提比略、拿破仑还有成吉思汗，他们确实是可怕的暴君，但是我们所忽略的，已经死去的摩西、耶稣还有佛祖，甚至穆罕默德，其实他们依旧在对人类实行专制统治，甚至更为深刻和专制。
在国内，儒学，理学，心学等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教育的竞争是现代才有的吗？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从古至今从未变过。就像兴奋剂一样，短暂麻痹和治愈了阶级焦虑，可是多数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范进还是天才。
九月惨案等，超我的结构不够稳定，甚至已经起不到指导群体的作用了，在这种混乱下，就会产生各种无法预测的行为。
可以看到，这样的陪审团同样会表现出易受暗示以及缺乏推理能力的特点，当陪审团处于群众领袖的影响之下的时候，同样受到的主要是无意识情绪的支配。
所以西方的法律体制同样不完善，可以看到心理学在法庭里面也同样适用，只要是人，就又情感，无法规避这种非理性。
但是又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成员是那一类人，他们做出的判决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没有太大区别。
我们虽然没有陪审团，但是我们有微博判案，可以明显的看到群体无意识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人们在有限的真实之中发挥共情和想象，在判决的时候几乎全网都是一致性的，其实并不代表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这种声音很快就会变得淹没，而批判性的人往往犹疑不决。事情往往会发生反转，反转之后又是清一色的另一种声音，之前的声音消失了吗？他们只不过淹没了，这种声音不仅在代表的群众的声音，而且也代表每个人心中的矛盾性，没有更高的哲学智慧来塑造超我了，无意识就会随机游走，在有限的真实之中呈现出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的景象。
他需要做的只是争取法官中的那些灵魂人物，他们是可以左右普遍观点的核心人物。就如同其他所有的群体一样，在陪审团中，也有少数对别人起支配作用的人。
在任何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陷入他人主导的局部领域，要从这种领域中跳脱找到关键的核心。
在当他们处于群体中时，人们都会变得智力平平，面对一般性的问题时，40个院士的投票结果与40个卖水人的投票结果相比，并不会有什么高明之处。
人只有在他长期研究的范围之内才能有一点点超越常人的独到的见解，而对于大多数复杂性社会性问题，专家也并不比普通人了解更多。
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于一个民族的生活而言，产生的影响其实很小。民族主要会受到其种族禀性的支配，也可以说，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而已，而我们所说的禀性，也就是这些品质的总和，可以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其实就是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的枷锁而已。
制度和政府其实也是群体的选择罢了，在清政府倒闭之后，袁世凯复辟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群体思想的延续性使得历史走向如此，而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体，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然而这种局面也只是局部的变化，在长期种族环境和哲学的熏陶下，一个民族的核心具有很强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领袖事实上很难做到超前于民意，但他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顺应民意中进行的，自然会在这个过程中助长一些错误。
还有一些领袖有着高超的智力，并且受到过高等教育，但这种优良的品质在演说方面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多大益处，甚至还会有害。如果想要说明一件事情是多么复杂，这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释来促进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领袖所具有的高超智力就会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宽宏大量，而这种宽宏大量在信徒们看来就会成为信念强度不够，手段不够粗暴。
辩证的观点往往缺乏立场，而群众无法理解相互矛盾的事物。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整体理解资源消耗最少的观点来贯彻。而且辩证的观点由于需要科学性，往往在某一观点上缺乏决断，因为对某一事物的决断会造成一系列后果，而辩证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调整，这被认为是缺乏意志力的。
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就是在追求理想中，从野蛮到文明，然后，理想没有了优势，便会走向衰落，然后死亡。
塑造群体的超我失去了指导意义，便会需要新的思想出现。
在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身上“非我”的部分之前，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群体无意识之下被塑造的，而自我的认知与社会环境具有一致性的时候，人就会主动地去维护这种无意识，成为无意识中强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当个体的需求和群体的无意识开始矛盾的时候，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需要新的哲学来引导了。所有的现象都是局部约束下做出的有限选择空间，这些现象都在体系性的哲学下表现出来，而每一个为这种哲学奉献信仰的人都在强化这种体系。在不具体清楚人的这种信仰性来源之下，人需要一个信仰来维持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来保证他的存在性，古时候的气节，脊梁，忠孝，都是这种塑造的结果。一旦脱离这种塑造，或者与这种塑造开始矛盾，人自身就会解构，就会陷入虚无主义。
现如今的社会，我既看到了年轻人身上对新哲学的诉求，又看到时代的这种延续性不断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不断地在这种塑造中妥协。我们究竟要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