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
这首题为《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是《阳光男孩子黄艺博成长实录》一书的卷首诗，作者就是黄艺博本人。这本书中，收录了黄艺博和武汉市各级领导合影，获得荣誉、接受媒体采访的文字和照片，小学六年的作文日记选，以及同学老师对黄艺博的印象。这本书的首页，就是题为“武汉少年领军人——黄艺博”的照片。
马秀丽说，这本书是黄艺博曾经就读的滑坡路小学和家长联手编撰，目的是总结孩子这些年来的成绩，更能作为升初中的一份推荐手册。封底上标注着这本书第一次印刷了3000册。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有着多年从教经验的黄恒忠认为，应该让孩子按照同龄人的特性正常成长，把孩子过于神化，对孩子成长十分不利。他说，家庭教育不要过分夸大孩子的优点，也要给孩子鼓励，提供他们成长的阳光和土壤，他们才能快乐生长，根深叶茂。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导范先佐教授认为，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但不管如何，家庭教育都应当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在学习、政治素养培养方面，不能拔苗助长。“我们不能说让两岁的孩子看新闻联播错误，但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少儿节目会更好一些。”
他说，当今时代可能会有天才，但几率很少。大多数孩子的情况、智商都差不多，所以家长更应该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多让孩子自由发展，尊重孩子的兴趣。孩子的培养，要符合孩子身心成长的规律，要关注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体验。任何拔高孩子成长进程的做法，必将让孩子的人生出现缺憾。
记者采访了几位教过黄艺博的老师，他们同时表示出担忧：“他从小就是个很谦恭、很端正的孩子。希望网上这些非议不要对他造成伤害，希望大家对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多些包容。”
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读《人民日报》、长得有点“官相”、文字有点“官腔”……，一组“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长”黄艺博的照片走红网络。有网友疑惑：少先队有“总队长”之职和“五道杠”的袖章吗？3日，武汉市少工委副主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刘阳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称，“五道杠”是历史传统的延续，而对网上传言的“现任总队长在换届竞选前打击黄艺博的‘捧杀’行动”，刘阳称，事件背后到底有无深层次原因，他们还在了解中。
2011年13岁的黄艺博是武汉一寄宿学校的初一学生。他在网络上走红的原因在于，有媒体报道称其两岁起开始看《新闻联播》，七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他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
此外，这位袖标上有“五道杠”的少先队员还在其名为“乾坤如袖”的博客中发布了几张“题字”照和“阅读文件”照。其中，两张名为“黄艺博在武汉市总队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后欣然题字”和“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后，在总队部阅读文件”的照片引来了大量评论。
“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阅读文件？看了后，我真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我们的教育怎么了……”这两天的微博上，网友们的议论炸开了锅。
有细心的网友指出，《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并没有“总队长”一职，也鲜见‘五道杠’的少先队袖章。新浪博友“常州七哥”称：“第一次听说有‘五条杠’，以为是恶搞，后来看到照片和文字，才发现好像真有这么回事，我孤陋寡闻了……”
对此质疑，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博客照片下标注的“总队长”系打字时误打所致，后来因为密码丢失，一直都没有能够更改。
3日，武汉市少工委副主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刘阳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也称，黄艺博只是副总队长。对为何有“总队长”的设置，刘阳没有给出解释，而对“五道杠”的来由，他介绍说，武汉市少工委在轲有隶同志任总辅导员时有这个设置序列，后来就沿革下来了，但大队长仍然是“三道杠”。
“这个事件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不公正、不客观，也是不全面的，因为他在学习、个人品德和个人生活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对于网上有传言说这是现任总队长与黄艺博换届竞选前的斗争，刘阳称，事件背后到底有无深层次原因，他们还在了解中。
3日下午5时许，记者再次登录黄艺博的博客后发现，那篇欲表达他为“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理想和抱负的《开博前言》已经不存在了，博客上的所有照片也已全部删掉。（记者董柳、洪启旺）
说来惭愧，一直以为就武警部队才有总队支队一说，不知道这种组织结构也适用于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 少先队。怀着崇敬之心查了查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看到第十三条“我们的组织”中写道：在学校、社区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但章程里确实也没明文规定不许省市整个“总队长”出来。既然现在官场之风吹遍了田野，少先队里虽然都是小朋友，大概也有个级别待遇问题。孩子们没有“三公消费”，只好在“杠杠” 的数量上费心思——这方面章程里也没详细规定。另外细心的网友根据自身经验发现，黄艺博同学和另外两名“五道杠”所佩戴的红领巾明显也过长。众所周知，红领巾是红旗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不知道是不是“大官儿”所戴的就是大红旗的一角。
另外，既然五道杠是武汉市的总队长，照此推论，湖北省总队长是不是就得“七道杠”？全国总队长当然要“九道杠”才符合身份。那么双数的“四、六、八道杠”们，大概就分配给支队长了？这些问题，网络搜索没有答案，还望专业人士有以教我。
按理说，三道杠就够风头无两了，做到了五道杠的小朋友更该令人羡慕。但遗憾的是，叫好的人并不多。5月2日，各门户网站不约而同挂出了2011年3月份武汉晚报对黄艺博同学家长的报道，读者们不无惊讶地获悉，黄同学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据黄爸爸说，他儿子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
说实在的，一个孩子能用自己的钱去做公益，是好事。新闻联播和一些报纸作为儿童读物诚然有些“重口味”，但也不能断然否认其存在的可能。至于从不玩游戏，我们只能替黄同学遗憾，他错过了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说穿了，没啥大事。但为什么网友几乎是一边倒地对“五道杠”冷嘲热讽呢?不错，已公开的黄同学的“工作照”几乎每张都官气十足。在这些照片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而是具体而微的官僚：无论是为“群众”们签字的姿势还是与领导合影的站位，无论是讨论工作时的官样表情还是作为重要标签出镜的那个黑公文包。
这些在成人世界里司空见惯的东西，极其不和谐地出现在我们认为理应淳朴未凿的孩子的世界中。于是一切被放大，与其说人们嘲讽的是“五道杠”，不如说折射出对现实的不满。但是所有这些不应该针对那个未成年人，而应该瞄准他背后的那些大？？，那些把好端端自然生长的梅花扭曲成盆景的人们。《病梅馆记》里面，对购得的三百病梅，龚自珍发誓要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我们不妨也以五年为期，看看十六、七岁的黄同学将会长成什么样。（张丽）
一句话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流行语大赛，或只因这里存在着令人讶异的刺目反差：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在一个向以严肃著称的新闻节目里，说出了一句她那个年纪本不该脱口而出的话语。此语的火爆程度，其实也可看作网友的一次艺术式诘问———接受采访时的话，真的是小学生的本意吗?
有没有什么有违孩子天性的外在因素作祟？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再看看一个最新例子———网上又一位小学生演绎了相似的走红路径。日前媒体报道了武汉“天才少年”黄艺博，据说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八岁开始阅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现已发表100多篇文章，上网只关注民生大事，而不玩游戏。
但这可能还不是黄艺博爆红的主要原因，因为微博上论坛中，所有关于此事的舆论，最后都被抽象浓缩出一个可能大家此前都不甚熟悉的词“五道杠”，且多配有这位“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队牌的图片。很多人惊呼，以前以为三道杠就顶天了，直至黄艺博为自己扫了盲。
当然，家长已回应称，此前网上信息有误，其实黄艺博只是“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但是这个并未平息网上舆论，网上各式PS照片和段子，仍集中在这个孩子的“官相”、文字透出的“官腔”。过度的舆论压力，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就像当初张殊凡、林妙可等小朋友所遇到的困扰一样，黄艺博的父亲也在呼吁“想早点平息此事，别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
这里其实有个待厘清的问题，集中在黄艺博身上的舆论纷争，怎么会被视为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呢？或者我们把问题分解一下，舆论主要是盯着黄艺博，还是盯着那个“五道杠”呢？恐怕答案不言自明，假如黄艺博只是一个邻家小孩，哪怕能三岁倒背圆周率，五岁默写《尚书》、《山海经》，估计也只是一个社会花边新闻，而难以引起全国性的舆论关注。
而假如他幼时看的不是被公认的“官样”太浓的《新闻联播》、《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而是喜欢读《存在与虚无》、酷爱量子物理学的IQ超高的天才，那么他也会像武汉另一少年作家蒋方舟或《生活大爆炸》里的科学怪才Sheldon一样，受到舆论喜爱、追捧和艳羡，绝不至于陷入当下的尴尬窘困之境。
黄艺博和蒋方舟、Sheldon的区别之处在于，后者是崇尚个性和符合天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前者成长路径，则是被公共舆论视为违反儿童成长天性的变味式的强化发展。于是，揶揄嘲讽恶搞乃至一些惯性质疑、诛心之论，甚至还有些类似于美剧中的“阴谋论”（豆瓣网就有网帖称黄艺博事件是其“政敌”———总队长故意使的绊子）都赫然出现了。
这里有些不理性不节制之处，显然会演绎出网络暴力，值得警惕。但总体舆论趋势却表明，“五道杠”成了附加于此事件的一个沉重的舆论枷锁。舆论不能接受的这种过度“早熟”式的个人发展，竟会为官方主流价值所认可和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