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1-20
孟繁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你与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并称为河北“三驾马车”，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性作家。你的创作受到了广泛关注，之后，你接连创作出《天高地厚》等多部长篇小说，可以说，你的创作是与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和切近的创作，同时也是一位坚持现实主义方法的作家，你如何理解现实主义?
关仁山：我是被列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行列。感觉很复杂，在创新的年代，许多人眼睛里，现实主义即使不是死亡了，至少认为陈旧了，过时了。还有人认为，我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因是缺乏独立个性和批判精神。我理解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现实精神，一种价值立场和一种表达生活的方式。我记得，1996年，当时“三驾马车”集中发表了一些作品，还有外省一些作家的作品，续接上了八十年代前半期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的大潮，将中断了十年的现实主义重新拾起，吸收了探索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许多优点，显示了中国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回归和高扬。这一潮流中的众多作家目光的焦点各不相同，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热情是一致的。我跟何申、谈歌两位老兄聚集在这一称号下，既有友谊，也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也常常讨论，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什么样子的?字典里这样说：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一种创作方法。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描写，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旧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要反映现实生活本质。究竟什么是生活本质?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进行真实而有勇气的写作，看来要踏过“生活流”寻找生命的文本，实际上还是要确立“人学”的本质。如果小说停留在“问题”的展示上，是肤浅的。中国这个大家庭，问题实在很多，现实主义创作贴近时代、触及问题，是我们作家历来介入社会干预生活的一个传统方式。社会转型期，必然给社会带来各种艰难和问题，过去在“左”的路线下，现实主义走偏了，往往给文学赋予的东西太多，文学承担的也过多，有失文学自身的规律。可是文学远离现实社会，也是有局限的。我认为好的小说，既是社会的，也是走进心灵的。90年代中期的文学，还有还原民间的倾向。追寻生活本质，但是，通过对现实主义深入理解，我们的创作还需要调整，作家应该将现实问题转化为艺术的灵魂。我对自己创作进行反思，已经逐步退正，但是，批判锋芒还不够，锐气还不足。在下一部长篇中，要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理解，反映到作品中，就要充溢着人生苦难和人性光芒。我很欣赏邵燕君博士在《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文章中的一段话：“相信当作家把自己的根扎回这片依然苦难沉重的大地后，对于作家的使命，文学的责任，‘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会做出新的思考。但愿，劳苦人真实的血泪会重新灌满他们已逐渐干枯、轻飘的笔，写出‘庄严、严肃、深刻的作品，重续起现实主义令人尊敬的传统，不再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这番话情真意切，这是批评家对作家的期待。按我的理解，小说变得很迷茫，很功利，很轻佻，很圆滑，离真正现实主义越来越远。作家重新思考的时候，作家就应该觉醒，真正的现实主义方法就苏醒了。苏醒后的作家会独立思考，会理性判断，会变成勇士的，勇士总比懦夫好，思考总比麻木好。所以，必须在现实写作中注入更多的想象力和原创精神。现实主义不会消亡，现实主义应该不断发展、丰富和深化。
孟繁华：你是一位对现实生活比较敏感的作家，总是快捷地用小说反映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比如《麦河》比较快地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信任》写到现在进行中的经济转型，《白纸门》写了渤海湾一个渔村的时代变革，等等。你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非常难能可贵，我又感觉这对作家是一种挑战，你在创作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能否结合你写过的乡土、官场和城市谈一谈解决办法。
关仁山：提倡作家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所以，“贴近”是我的必然选择。我这人喜欢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小说，这是内心的热情。我感觉，小说绝非命定地与现实保持遥远的距离，长篇完全能够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时代风貌作出及时而出色的描绘，引起读者的共鸣。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我更关心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时代在急速地变化，一个作家不应该回避他每天生存的这个变化的空间。”但是，贴近是有难度的，现实生活不好表现，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是认知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没有拉开距离，这不仅是现实距离，同时也是审美距离。都说距离产生美嘛!当代性最难把握，现实生活是多变的，庞杂的，复杂性有目共睹。要把当今社会生活写得真切，具有强烈感染力，非常困难，因为读者都在亲历，缺少陌生感和神秘感。我觉得，作家面对现实要迎难而上，硬拼。我把这种硬拼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距离的认知，损伤的审美，要用别处做艺术找补。比如创作《麦河》，对土地流转是肯定还是否定?走哪一条道路都不通，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阶段。那么，就把这些大事件往背景上推，将“土地流转”的复杂性与农民的人性相连接，来表达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并让这种理想情怀飞腾起来，从而抵达生命本质。前几年，中央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继包产到户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第三次地权改革。如今全国好多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流转。“流转”中的农民更加自由，也不断增加着收入，但是，也是问题重重。过去对乡村约定俗成的看法，如今已经失效。不尊重生活这种复杂性。，就会犯一些幼稚错误，甚至会帮倒忙。其实，今天的复杂局面，就有过去行政命令，长期照搬照套有关。比如，有人说要搞市场化，我们一试就十几年，还是有问题，有人又说，市场无效论。有人说，要想社会稳定，最好办法就是把农民继续束缚在土地上，这一小块土地可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土地基本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可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推给个人的?让土地成为防止农民流动的稳定剂，可是，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谁有资格让一个群体为另一个群体必须作出牺牲?我们觉得，今天不存在一个整体的农民，农民个体身份在分化，每个农民就是他自己，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有权力迁徙到大城市，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留在乡村。农民只想通过自己卑微的劳动改变自己和子女的命运，任何人都不能扼杀他们的选择，凡是剥夺和扼杀，都是不义的。我们现在的农民不需要启蒙，也不需要同情，他们不再安贫乐道，更不愿意做牺牲品，他们也开始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们需要城市，喜欢现代化，也喜欢美丽家园，更喜欢在蓝天下自由的享受生活。农村问题急迫而严峻。乡土叙事还处在模式阶段，怎样才能找到适应新情况的新的写作手法，让我们困惑，我无法面对这样巨大的农村变化。一个小村庄，有几十亿富翁，有中产，有一般贫困户，还有很穷的农民。怎样概括它?这是一个严峻而复杂的问题。仇视城市吗?廉价讴歌乡土吗?展示贫苦困境吗?整合破碎的记忆吗?每一个单项都是片面的，应该理性看待今天乡土的复杂性。另外，我把今天“土地流转”放在一百年土地变迁中审视，看得就清楚多了，这只是大河中的一朵浪花，无法彻底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农民在土地上要走的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