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明智的选择，发挥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否则可能就是个被学医耽误的作家了，鲁迅的决定很有道理的，学医治病救人，也只能救少数人，救的只是国民的肉体，以笔为枪，读者能够受到精神上的冲击，至少麻木不仁的思想可以活起来。
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的解脱，其次才是肉体的康健。当然，肉体的健康可以帮助精神的解脱，但是如果精神已经走错或者变成某种枷锁的奴隶，那么身体的康健与否就不重要了，甚至越健康越会引发问题。
不过，一个痛苦烦恼、在错误道路上行走的人，身体也是不会很健康的，就算健康，也是提前享用了福报。
鲁迅走上了弃医从文的道路，想为国人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反过来，他有没有找到中国人精神的道路？答案是，他也没有。
他批评了国人的各种劣根性，但是他没有找到道路。否定否定不一定得到肯定，讽刺现实更如同讽刺自己因为看的真切，所以他从不真正是某派代表，不过为人师表，我们所知道的高帽子，都是后人给带上去的。
鲁迅有着真性情，却又张弛有度，仅靠文字压根吃不了饭也要叮嘱给孩子。国人读鲁迅，因为鲁迅或许已经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国人不读鲁迅，因为读多了，就会对现状产生许多新的，解决不了的疑惑。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于是乎，组成了悲喜人生。
过去我只知道，鲁迅改学文学是受当时在日本看了一部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的“电影”以后引起的。看了这本《疑案》以后，才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鲁迅“弃医从文”？这个谜底放到最后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疑案本身，而是引起这个疑案背后的一些疑惑（悬念）——或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如鲁迅怎么知道站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人都是“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文学怎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怎能改造国人的精神？
看杀头、看枪毙，不管谁杀谁，都是出于一种好奇，也叫看热闹。说实在的，这种场面是难得看到的。再说，中国人在日本的地盘上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你就算有觉悟也不一定敢出来阻拦日本人杀中国人呀！因为他们杀的是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如果你敢出来阻拦，那么连你自己的脑袋也捡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那时，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敢抵抗，节节败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敢冲上去夺日本人的剌刀？再说，就是在日本的地盘上呆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也难以说明他们心里就没有气、没有恨的“充当精神麻木的看客”。我想，如果鲁迅那时稍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也不一定有这样偏激的情绪和激烈的反映。好在他的激烈反应——弃医从文，使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话又说回来，如果鲁迅那时真的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也只是多了一个鲁大夫而已。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也就是说，鲁迅想用文学艺术来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不再成为“充当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以此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但我认为，鲁迅当时这种美好的愿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光靠文学艺术是拯救不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在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之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学艺术？前人的文学作品为啥不能救中国？再说，那些在日本看人本人杀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看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水浒传》？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许多爱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该出手时不出手，这是任何文学艺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经验还证明，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过。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当时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他那时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学艺术也与人的精神、观念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管是否正确都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人的精神总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文学艺术决定的。所以说，鲁迅当时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我这个观点，还可以用周作人在1956年讲到鲁迅时的一句话为证：“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思想’吧。”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鲁迅当时的这个决定（思想）有点“唯心的气味”。详见2002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东京与仙台”。
至于鲁迅如何从有点“唯心气味”的思想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有点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4月12 日的一声枪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给鲁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鲁迅“愤而辞去一切职务，由于血的教训，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由进化论走向阶段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是对鲁迅一生最大的考验；有些知识分子在那时就走向了反面。
从事业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但从“医治国人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