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教育活动产生的背景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进入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许多天才人物在此降生。雅典的强盛以及自由民主的空气，像磁石般吸引了许多杰出人物来此讲学、办学。智者运动就产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首先，希腊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决定人类生活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从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从于不可解释的上帝，预言是来自事物因果关系的分析结果。”[1]在荷马时代，希腊人认为，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神不再是战争的主题，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智者能够广泛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教育的重要条件。
其次，雅典的强盛促进了智者教育运动的产生。经过梭伦改革，雅典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梭伦的革命“基本是一次从自给性生产的农业改变成商品性生产的农业”[2]。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迅速发展，到前6世纪末，阿提卡的农民和贵族都卷入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漩涡，达到了古典城邦经济的最高峰。希波战争后，雅典利用自身的优势把盟国变成附庸，建立了霸权地位。这一地位对于吸收东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加强同周边的文化交流，促进本地区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他为本城邦及外邦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为适应这种要求，智者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活动。
再次，雅典民主政治对智者教育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语言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3]语言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工具。希腊人后来甚至把话语的威力塑造成一个神，即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4]民主化要求政治活动的公开性，而“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5]。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双重运动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激励公民参与政权，但是无论是谁想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都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思维和言语方面接受过相当的训练，而智者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