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5-24
北宋的都城建立在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又称为东京或汴梁。当时的汴京已经是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且乡村小镇也逐渐发展壮大。在这些城镇中，商业非常繁荣，市场也非常发达。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北宋的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龟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一种葫芦，嫩时可食）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真是一幅繁荣景象。此外，每天有成千上万头猪被赶入城市中肉市待宰，每日消耗的鱼达数千担。这时的夜市也更加兴盛，往往直到三更方散，市场交易，动辄千万。还有作为说书游艺场所的“瓦肆”，大者可容纳数千人，许多脍炙人口的评书和历史故事就是在这里经过说书艺人的精彩演绎传遍千家万户。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更为了解当时汴京市肆的繁荣情况提供了有力而形象的证据。
南宋的都城建立在了临安府，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南宋时期，杭州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在宋时对西湖曾进行过多次疏浚，特别是哲宗元佑年间（1085—1093年）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对西湖所作的一次大规模疏浚工程。这次工程，在清除占湖面二分之一的私围葑田时，将疏浚出来的大量葑泥堆积成一条从南到北、横贯湖面长达五里的长堤，又于其上建石桥六座以流通湖水，这就是有名的“苏堤”。在疏浚西湖的同时，苏轼一面建筑闸堰于运河与西湖之间，使运河专受湖水，隔绝江潮，保证漕运的畅通；一面擘划用瓦管代替竹管引湖水入城区的六井，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给水条件。宋室南渡后脊锋，建都于杭州，改称临安府。杭州从此成为南宋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开始，南宋政府在吴越国都的基础上扩建宫城及其东南的外城。
临安城有一条纵贯南北由石板铺成的御街，亦称天街。它北起中正桥（俗称斜桥），南到正阳门（即凤山门），长一万三千五百余尺。街中心是专供皇帝用的御道，两旁是用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里种植荷花，岸边植桃、李、梨、杏，春夏之间，如绣如画。河道外边是供市民行走的走廊。街道如此布局，也显示了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罗城内外有八十余坊，但坊墙早已拆毁，坊制名存实亡，政府另在坊之上分成十三厢以加强对市民的控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临安城内造船、陶瓷、纺织、印刷、造纸等手工业，都建立了大规模的作坊。专业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内外，“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①，天街两边也店铺林立，“无一家不买卖者”②，由于坊制、市制的破坏与夜禁的松弛，城内还出现了夜市，“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③。城北运河中，来自江、淮的河舟，樯橹相接，昼夜不舍；城南江干一带来往于台州、温州、福州、泉州以及远航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国的海舶云集，桅樯林立，临安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南宋初期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临安人口为“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五百零七”④，到南宋末年咸淳年间（1265—1274年），已增至“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⑤，这是临安府九县的户口总数。杭州城“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⑥。城市的服务行业茶坊、酒肆、食店等遍布于大街小巷。供市民娱乐的场所“瓦市”，在城内外达二十处之多，在今众安桥南的规模最大的北瓦，有十三座“勾栏”，分别演出各种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南宋的临安还是全国文化中心。雕版印刷业为全国之冠，杭刻书籍成为我国宋版书的精华。南宋最高学府——太学设在纪家桥附近，规模最为宏阔。它与武学，宗学合称为“三学”。此外还有算学、书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及临安府学和钱塘、仁和二县的县学。在这些学校之下，还有为数众多的“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①。可见其教育事业的普及。西湖经过唐宋以来的疏浚和整治，到了南宋时，其繁华已达于极点。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等所谓“西湖十景”，即在此时形成。南宋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享受，先后建造了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等御花园，遍布于西湖之上及其周围，正是“自六蜚（皇帝车驾）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有为诗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其盛可想矣”②。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