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06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塔里奇·戈达尔与译者蓝江探讨了生命政治这一主题，试图厘清治理与政治的界限。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治理如何渗透至公民社会各个领域，从经济到家庭，挑战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观念。本书将聚焦于出生率、规范性和常态性这三个维度，以理解生命政治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福柯的“生命的剩余”概念，既是警察管控的象征，也寓含了抵抗的力量，为新政治的可能性提供了契机。意大利学者如奈格里、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进一步发展了肯定性生命政治，强调生命权力的对立性，挑战法律与生命的对立立场。我的研究关注这一理论，主张肯定生命政治需要超越法治与生命政治的冲突，与革命共和主义传统，特别是共产主义取向的共和主义保持一致。
文章深入剖析了生命政治如何影响现代社会治理，如通过出生率理论探讨生命权力的边界，以及法律与自然认识的资产阶级婚姻所起的作用。福柯对合法性和生命政治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自由主义法律被秩序同化的趋势，但早期并未深入经济法律化的研究。在后期，他发展了新的治理视角，哈耶克的“经济法治”则成为新自由主义策略的一部分。
在对生命政治主体理论的探讨中，肯定性生命政治优先考虑生命维度的永恒性，如斯宾诺莎和尼采的理论。文章还涉及了斯宾诺莎和海德格尔关于永生的观念，以及资产阶级婚姻对自然认识的阻碍如何推动共和主义批判。福柯关注合法性的生命政治联系，批判了自由主义法权体系，认为政治组织需要超越牺牲，寻找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可能。
在对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比中，我指出马克思从共和主义角度发展了价值理论，强调活劳动的“剩余生命”对共产主义的重要性。而生命政治中的zoe与bios区分引发争议，肯定性生命政治中，zoe的生命维度占据中心。阿伦特的理论与肯定生命政治的共和主义兼容，本雅明和福柯的分析则揭示了资产阶级婚姻对认识自然的限制和家庭解构的可能性。
文章以黑格尔、尼采和本雅明的理论为背景，深入剖析了生命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维度，以及如何在现代秩序中寻找超越。通过理解生命政治的复杂交织，我们看到一个关于牺牲、自由与永恒的深刻探讨，以及在现代性中寻求平衡与重塑的历程。
黑格尔的《自然法》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他批判自由市场牺牲自由，提倡通过反思悲剧寻求肯定性生命政治。他的理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智慧，认为通过牺牲与反思，市民社会可以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对生命政治的解读中，黑格尔的分析挑战了自由主义的简单化，并指出伦理生活中的悲剧性和政治的必要牺牲。
在现代性中，生命政治的探讨不仅限于理论，也触及到社会现实的复杂层面，如出生率、家庭结构与经济关系。黑格尔的理论与现代生命政治的斗争、牺牲与自由的追求紧密相连，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