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2
假若你读了《 三十六骑 》，而没去对照《后汉书·班超传》，那么，我想，你对《三十六骑》作者想像力放恣瑰丽之程度不会有准确的估价。
《三十六骑》的情节，就其大体而言，可说与史书全无抵牾的，这就意味着，作者给自己预设了一个相对小的腾挪空间，他要完成的任务，就如同写密室推理，必须竭力翻新出奇，在已经由历史搭好的框架下搬演传奇。《后汉书·班超传》中写，班超在鄯善国以一句“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的诈语将匈奴使节已至的秘密从鄯善侍从口中套出，进而率三十六人火攻匈奴使营，得手后复见鄯善王，“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出使鄯善这一节，在《后汉书·班超传》中已是故事最曲折、刻画最细致的一段了，然而范晔不过写了五百字而已。《三十六骑》写鄯善，大概用了几万字，轮廓是依着史书来的，但里面加入了多少错综奇诡的情节啊，不能不使人叹服作者运思之精巧。
古人作文，向往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境界，要我说，《三十六骑》庶几近之了。作者充分展示了他思维的力道和修养之深厚。齐欢设机关谋刺楚王一章，读者听着事后推阐的过程，一如柯南·道尔或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结尾大侦探对犯罪的解剖，那奇特而又缜密的构想，真能带给人一种智力的愉悦。至于作者文化修养之深，更加显而易见，例子多到“俯拾皆是”了。举一个小例子，汉明帝夜梦金人，一向是中国佛教传入的传说之由，作者把它稍加转化，轻巧地融入故事，知晓底细的读者读到这儿自然会心微笑，不知道这段史实的，或许更会为氛围之缥缈高妙而称奇。再如，战国时期风靡一时、西汉之后即消歇的墨家，现在通常只有思想史学者才留意了，而《三十六骑》作者从中提取“墨者”形象，将其侠士化，在小说里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这不单单是修养的体现，更见出本领的，是作者融汇转化的手法。而丰沛想像在深厚学养的基础上舒展盘旋，无空虚或泛滥之虞。
《三十六骑》的主角，在班超出使西域前，有一次集体亮相：“使团正使班超，副使耿恭，女子班昭、仙奴、花寡妇三人，齐欢携弟子等墨者五人，风廉携剑侍十人，羽林卫玄英等七人，虎贲卫秦厉等八人，再加上飞盗柳盆子，共计三十六骑，在伊吾城外一字排开。”全书看下来，我们觉得柳盆子、齐欢、耿恭等的侠气都写得完满，班昭、仙奴、花寡妇等几个女性角色也各具面目。似乎只有班超，机智有余，内心的刻画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其实，作者曾写到“限制自己的强大”这个主题，但只稍稍触碰了一下，就又退回到英雄传奇的写法上去了。班超扬威西陲一事，古来从正面礼赞的自然是主体，不过也有别的声音。说得极端的，怕要数王船山。《读通鉴论》里写：“班超之于西域，戏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横行诸国，取其君，欲杀则杀，欲禽则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盖此诸国者，地狭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余也。万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实不能逾中国一亭长。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势；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寡，挠乱其喙息，以诧奇功，超不复有人之心，而今古称艳之，不益妄动人以为妄乎？……其才也，不如其无才也。”船山此说，或激于时世而发，多少有些书生气。他说西域诸国皆孱弱之邦，依附匈奴，增加不了多少匈奴的威势，归顺中夏，也不足为中国增重。其实，以国际关系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总不能因为同盟国弱小就把它们都推到敌人那边去吧？不过，船山质疑班超的居心，也不能说全是偏见。班超在绝域立奇功，自是非凡之人，非凡之人，其心思多不寻常。《三十六骑》的作者或是为普通读者着想，有意没把人心往幽深谲诈里写。
我认识念远怀人，算起来，已整整十九年。当年他即醉心西域史书，没成想，那些学问如今化作他笔下的精绝、于阗，如真似幻。我几乎不读今人写的小说，但揆诸常情，写小说的人里头，历史功底扎实如念远怀人者，当屈指可数。他积累了那么多年，积累得那么深厚，我总觉得，如今写出的《三十六骑》虽是大书，对他而言，却可能仍是小品。以前我评价好莱坞大导演道格拉斯·瑟克的访谈录，有句评语，叫“一流的人物做二流的事情”。我说：“一流的人物做二流的事情，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屈才’了，但对那个事情来说，却是好的。”文化修养甚高的德国才子去好莱坞拍“情节剧”，能翻译但丁的多萝西·塞耶斯去写侦探小说，看上去属大材小用，但他们拿出来的东西也真好，在那个特定的类别里，或许该算是一流的。因为一流的人物总会带来点不平凡的东西，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念远怀人写《三十六骑》，未尝不是如此；我们除了感激他写了，又有别的什么好讲呢？
（乔纳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