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不是指“文化全球化”本身与“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文化实践，带有原有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制度、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发生文化的冲突。
二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力的悬殊差别，使美国能借助其强势文化推行“文化霸权”，进而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场”发生冲突。如果说前一种冲突是“自然的”冲突，那么，后一种冲突则是“人为的”冲突。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都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因为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使一切文化活动，一切文化传播与交流、交往都在全球进行；这样，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行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虽带有全球性质，但更多地带有民族性，并积极地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于是，文化全球化在“化”（如把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渗透）的过程中，必然与民族文化发生冲突。
1、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当前，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给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形成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一体化”，更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与“文化霸权”。但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新的组合和构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又是一个蕴含着新的矛盾和冲突的全球文化体系。“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在当前尤为突出。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认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声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的最近的一次行动”。
法国为了维护其强国地位，也非常注意争夺文化上的优势，同美国针锋相对。在1993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而且，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美国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
法国作家克洛德·卡雷尔说，欧美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真正的影视大战”，因为双方的“文化体制截然不同”。美国文化“追求商业性”，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征服世界的目标”。西班牙巴塞罗那历史学教授罗曼·古贝尔恩尖锐地指出，文化全球化不应该成为“美国化”。但是，当今美国文化几乎“独霸”全球影视市场。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自己的文化产品。它们只能在“全球市场发行和传输”美国的文化产品。古贝尔恩说，美国文化产业的“逻辑”是，“以更多的银幕、更多的频道、更多的播放时间”来“增加”全球文化市场“对好莱坞的依赖程度”。他认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传播手段出于“一系列的战略和商业政策”的考虑，其结果导致欧美文化交流领域内的“严重失衡”。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的文化传播手段则是一种“强夺”。
阿根廷著名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认为，文化多样性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威胁”。面对美国影视文化“不停顿的狂轰滥炸”，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无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正在遭受严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场严重的劫难”。《印度时报》一著名记者认为，东方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举例说，在印度，每年的国产电影多达几百部，而这几百部影片是根据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风格和不同的观众摄制。他认为，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抵制美国文化的冲击，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
第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意味着文化百花园的出现。在这百花园内，各种文化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中也会导致外来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文化力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害怕和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视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也会引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国内外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和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我国反西化思潮中激进的后殖民文化批评派的观点，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要科学地说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应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心态，克服无视其他文化体系，睥睨一切的自恋情结，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契机，既吸纳多元文化中对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精华，又强化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使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发展机遇，增强民族本土文化向外辐射的能力和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能力。
第三，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技术、网络传播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也产生一些冲突，带来一些挑战。这种冲突和挑战具体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1）网上语言层面的“文化战”。此文化战起因于网上的英语与非英语国家感到有必要捍卫本国的语言文化。如法国政府提出要在互联网上捍卫法语文化。法国政府新近公开了一项方案，试图改变这一情况。按照这一方案，电子邮件（E-mail）一词将禁止使用，正确地说是courrier-electronique（电子信函）。在中国，网上维护本国语言问题也已经引起了网上的关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早在1998年8月开工。此工程的开工是鉴于中文虽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之一，但在互联网上，英文信息占97%，法文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几。如果再不主动占领制高点，我们可能丧失一切机会和权利。
（2）网络传播技术层面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挑战。在技术层面上，网络传播源自美国，是现代工业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如果说，技术是属于生产力范畴，是价值中立的；那么，技术的社会应用则是有价值取向的。网络传播技术尤其如此。在信息社会、网络传播技术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控制和文化资源商品化的战略性技术。因此，网络技术从其诞生起就由一种国家行为所推动，并首先应用在军事和政治生活领域。在社会文化领域，网络传播及其背后庞大的传媒联合体通过控制彼此之间交流的渠道，并塑造出通过网络传送的文化内容，而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产生影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全面控制人类交流的先例。拥有涵盖全球的通讯网络的跨国传媒公司，正在世界各地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把它们作为文化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这样，在网络时代，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品了；文化的神圣感被剥离了，只剩下文化商品经营者手中的利润了。
（3）在驱动网络传播的价值观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在价值观层面上，网络传播是与西方的全球化模式相辅相成的。西方的全球化模式，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并由此而形成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这种全球化模式，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和美国色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以为占据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制高点，从而向欠发达地区倾销它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和价值观，网络传播就是它们最为有效的倾销渠道。同时，它们又利用好莱坞电影等娱乐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在网络上传播世俗生活方式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使处于非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网民“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也在即时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混乱和精神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