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欧洲的庸俗进化论正式传人中国，开始于严复所译的
《天演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主要内容是宣传
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并且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成为庸俗的进化论。而
康有为的庸俗进化论，却是利用中国儒家典籍
《春秋公羊传》而提出的。
孔子在《春秋》中论及“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种不同的历史时代，在
《礼运》中还讲到“大同”与“小康”。康有为对此大加发挥说，“公羊三世”乃是孔子制定三个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即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还说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并解释为历史进化论。其目的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把欧洲的庸俗进化论引进公羊学说中，为他的变法改良提供理论根据。概括说来，他的进化论有三：
一是“变”。他说，“变者，天道也”，天有昼夜寒暑之变，地有沧海桑田之变，人有童幼壮老之变。总之，万事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他总结近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的原因时说：“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上清帝第六书》）。因此，今日之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全，小变仍亡”。而且，变则“势必全变”，反对洋务派的枝节之变。主张政治上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他请求
光绪皇帝“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经济上“以工立国”，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尤其发展民族
资本主义工业，“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化教育上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这就给封建顽固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当头一棒。但他不想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求得自上而下的改良。
二是“通”。“通”和“塞”是对立统一的范畴，有“塞”就须“通”。他说：“今上下否塞极矣，譬（p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血气不上达，则生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通之而已矣。”（
《上清帝第一书》）又说：“夫中国大病，首在壅（yōng）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能进补剂，宣除噎（yě）疾，使血脉畅，体气自强。”（《上清帝第二书》）他面对民族危亡大声疾呼：非变通不足以宜民，非更新不足以救国，非改视异听不足以一国民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通”法。他认为“立国自强之策”应以“富国为先”，即钞法、交通、机器、开矿、铸银、邮政等六法；次之“养民”，即务农、劝工、惠商、恤（xù）民等四法；三之“教民”，即“开民智”。他说：“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商人）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中国近代史资料》，第147~148页）
三是“进”。他的“变”、“通”是为了“进化”。他把
《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结合起来，指出：“人自猿猴变出”（
《康南海自编年谱》）。又说：“废席地而用几桌，废豆登而用盘碟”，以后又“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礼运注》）。这说明社会的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发达，而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在进化。他说：“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立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论语注》）而这进化的历史观，就是著名的“公羊三世”说。这里有着学习西方哲学，改革中国旧弊，发展“变”。“通”、“进”的辩证因素和进步思想。这种变易进化观，是康有为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为什么说这种进化论是庸俗的呢？因为它宣传的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渐进；是一种量变的改良。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变只能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循序渐进”，“三世不能飞越”。他的“教民”之策，也是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造就新兴的
资产阶级阶层，而绝非是劳苦大众。而对于劳苦大众真刀真枪的革命行动，又害怕又反对，才求助于教育，达到改良的目的。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