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层是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者。既然会计的经济后果性需要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企业管理层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就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
(一)有管理报酬契约的企业，企业管理层的报酬通常会和会计利润相挂钩，而会计政策影响会计利润，企业管理层就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在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中，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政策。
(二)有债务契约的企业，若债务契约中有以会计数据定义的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层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和费用的会计政策(亦即不再遵循稳健性原则)。如果在某种会计政策下预期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层便会重新选择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企业越有可能违反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企业管理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未来报告收益转至当期的会计政策。
(三)经济学家把政治活动视为财富转移的竞争，财富转移最直接的方式是税收，因此，所得税是企业要承担的政治成本之一。企业要想使其承担的政治成本降低，必然选择可降低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况且较低的盈利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可能性。企业的政治成本越大，企业管理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当期递延转至以后各期的会计政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几乎不进行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或者说管理层对可能影响其利益的会计准则的制定保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这种反常现象，该作何解释呢?对此，笔者的初步思考是，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要发生成本的，并且我国在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大、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成本小，企业管理层首选的是执行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只有当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且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成本越来越大时，企业管理层才会转向制定层面的会计政策选择。现实情况表明，我国企业管理层执行层面会计政策选择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造成了他们对制定层面会计政策选择需求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