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向苏联的纳粹将军们
如前所述，尽管盟国管制理事会制订了去纳粹化的原则和标准：完全解除德国武装、以战犯身份逮捕纳粹党员、解散各类纳粹组织、实行民主化改造，但是美、英、法、苏四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实际实施的去纳粹化却各具特色，并且随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去纳粹化”也走了样。
做为与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苏联，“去纳粹化”的动作最快，标准最严格，最具特色：苏联军管委从未正式使用“去纳粹化”，而是称为“ 社会 主义改造”。
1948年8月，东柏林的苏联军管会开庭审判前纳粹成员曼弗雷德·鲍姆（右站立者）
1945年8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内务部）官员率先到柏林甄别被关押的纳粹党核心成员，相比治下，美国军法机关在1946年10月才正式开始审查工作。到1947年，苏联占领区共拘捕67179人，其中8214人经审判后释放，获释者比例为12%，远低于获释）。
苏联将去纳粹化与对占领区进行“ 社会 主义改造”结合在一起。例如：德国工商界、旧容克贵族手里的生产资料、土地被没收、充公；律师全部被解雇，除非能证明拥有除纳粹德国外的他国法律资质；各城市街道凡是与相关的纳粹主义或帝国主义命名的，一律改成具有 社会 主义色彩的名字。纳粹德国占领的大部分东普鲁士被划归波兰，苏联指使波兰政府对该地区的德国裔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因此，大批德裔居民逃离波兰，回到德国。
对于前纳粹德国的精英人才，苏联当然也不会放过将其收入囊中的可能，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像冯.布劳恩这样的精英人物害怕苏联的恐怖统治而逃往西方国家占领区（主要是美国占领区），因此落到苏联手中的有价值的人才不多，而且大都是投降或被俘的军人。
前德军第四集团军指挥官文森兹·穆勒（Vincenz Müller）中将于1944年7月向苏军投降并向苏联表明自己的反希特勒立场。他被关押在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战俘营并参加了那里的反法西斯学校（die Antifa-Schule in Krasnogorsk）的学习班。1949年获释后，穆勒被安排到刚成立的民主德国，担任警察总督察、内务部副部长。
1953年，穆勒被任命为东德警察部队（KVP）参谋长，1956年任新改编的国民军的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然而，东德国家安全部（MfS）并不放心这位前纳粹德国将领，从1952年10月开始通过其私人秘书Heinz Sperling上尉对穆勒进行秘密监视。
穆勒在1955年、1956年曾代表民主德国政府在东柏林会晤当时的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弗里茨·谢弗（Fritz Schäffer，CSU），就德国与两德达成谅解的可能进行了会谈。他表示，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特（Walter Ulbricht）政府即将被推翻，两德有可能统一。 1958年9月，前东德官方宣布，因穆勒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批准其退休的请求。
1943年1月，德军元帅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场向苏军投降后，被送到战俘营
苏联手中最有名的人物当属前德军第6军团指挥官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部队被重重包围，无法逃脱，未避免全军覆灭，保卢斯元帅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于1943年1月向苏军投降，之后他先后被关押在不同的战俘营。他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很多人认为他应该像戈林、凯特尔、约德尔等元帅一样受审并被判刑。
然而，保卢斯没有被带回普通战俘营或监狱，而是被转移到了莫斯科附近托米利诺的一栋别墅，并配有厨师和勤务兵。那里还有另外外两位前德军将领，其中之一是上文提到文森茨·穆勒。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预示他们将面临与其他战俘不同的命运。
1948年6月，保卢斯以帮助建立民主德国为由，请求回到德国的苏联占领区，但是未得到答复，相反，对他的监视加强了，其人身自由受到更多限制。奇怪的是，尽管1949年有足够的证据给他定罪，但苏联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
1954年保卢斯在东柏林出席新闻发布会
保卢斯的夫人和一对儿女生活在联邦德国，1949年他的夫人去世后，保卢斯再次申请返回东德。1953年9月，保卢斯与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特会面之后，其请求得到批准。对此，他特别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感谢信，此举让他成为西德民众心中的叛徒，然而他受到东德官方的隆重礼遇。
1953年10月26日，保卢斯终于回到德国，在东柏林，他受到东德统一 社会 党和政府领导的正式欢迎。他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职务，被安排了一个“卡瑟尼腾人民警察大学（die Hochschule der Kasernierten Volkspolizei）战争 历史 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虚名。他被安置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上洛施维茨（Oberloschwitz）一栋别墅中，并享受拥有手枪和西德欧宝 汽车 的特权。
然而东德政府对这位前元帅显然是不放心的，其日常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线人，他的信件被检查，电话和住所被监听。保卢斯为东、西德之间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1955年开始，因 健康 原因淡出公众视线。1957年2月1日在别墅中去世。
无缝对接：从纳粹骨干到西德高官
在苏联占领区到后来的民主德国，对前纳粹党员或军、警人员的清查极其严密，东德官方定期向民间散发所谓《棕册子》，其中列出所有仍被东德政府通缉的在逃纳粹党员，任何加入武装部队的前纳粹成员一经查出，必马上开除并进行审讯。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只有12名前纳粹党员经严格审查后，被允许加入统一 社会 党。
相比之下，在联邦德国，前纳粹党成员能很轻易地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仕途也畅通得多。其中最具代表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是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他是从普鲁士帝国、纳粹德国到到联邦德国无缝对接的行政官员的典型。
格罗布克曾经是普鲁士帝国、纳粹德国内政部的行政律师，1938年7月，他升任助理部长。他领导编著了一系列种族歧视法案，诸如1935年颁布的《帝国公民法》、1937年颁布的《保护德国人遗传 健康 法》和《公民身份法》，他还帮助设计了盖在犹太人证件上的“ J”字样图章。
二战开始后，他多次前往占领地，参与指导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或送往集中营。格罗布克于1941年9月陪同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 (Wilhelm Frick)访问附属国斯洛伐克，之后不久，斯洛伐克政府颁布《犹太法典》，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基础，人们相信格罗布克的访问为斯洛伐克政府提供了帮助。
汉斯·格罗布克（左1）与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左2）于1941年9月在纳粹附属国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然而另一方面，格罗布克与地下反纳粹组织和民间团体保持联系，战后对前纳粹人员的审判中，他以证人身份参加，为公诉人作证。从1948年到1949年，格罗布克格洛布克担任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税务局副总裁。联邦德国成立后，他被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任命为总理府国务秘书，后来成为阿登纳的私人顾问及核心团队成员。
匪夷所思的是，阿登纳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科隆市长，因为拒绝与纳粹合作，他于1933年纳粹掌权后被解除职务，1934年“长刀之夜”中短暂被捕入狱，获释后流亡各地。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失败后，阿登纳被怀疑参与其中，再次被捕。其任中尉的儿子亲自去柏林向秘密警察申诉，当年11月阿登纳获释。正因为他在纳粹时代的不合作，美国支持他出任之后首任联邦德国总理。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却重用一名纳粹要员做自己的顾问，阿登纳的胸怀确实宽广。
1963年，汉斯·格罗布克出任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左）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十周年，二人关系极为密切
所谓“总理府国务秘书”相当于联邦总理的办公室主人，其职责来自联邦政府《议事规则》（GOBReg）第7条，该规定至今未改变。格罗布克对阿登纳政府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阿登纳经常与他一起在总理府官花园散步，就重要的政治决定征询他的意见，例如与以色列的赔偿协议。格罗布克向阿登纳提出了内阁人事建议，并负责监控内阁官员的忠诚度。他与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也保持密切联系，并管理基民盟的捐款。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四天后，向时任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提出建议，授予格罗布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大十字勋章。同年，格罗布克退休，格罗布克准备移居瑞士，早在1957年，其夫人已在日内瓦湖的沙尔多纳（Chardonne VD）购买了土地并建造了别墅。
1963年秋天，沃州议会决定不准向格罗布克颁发居留许可。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移居计划，他发誓要中断与瑞士的一切联系，当时的瑞士联邦总统路德维希·冯·穆斯（Ludwig von Moos）在议会宣布，瑞士政府因此避免了向他发布入境禁令。
关于格罗布克在战争期间的各项活动都被美国方面刻意隐瞒，其中最严重的包括希腊战区犹太人清洗行动及他与另一知名纳粹战犯艾希曼的联系。1961年5月，犹太裔法官弗里茨·鲍尔掌握到艾希曼在塞萨洛尼基处决两万余名无辜平民前曾与格罗布克洽商的记录，但是案件很快因为联邦情报局的介入，以证据不足为由而被迅速撤销。此外格罗布克的战时档案被列为不得向公众发布的机密。
与美国和西德政府对格罗布克的袒护不同，东德政府于1960年代初由政治局领导、国家安全部实施了大规模调查，目的是证明格罗布克是纳粹种族歧视法案和迫害犹太人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并且与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艾希曼有联系。
1963年7月，由东德最高法院院长海因里希·托普利茨（Heinrich Toeplitz）主持对格罗布克的缺席审判，最终判决格罗布克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虽然审判的实际作用，但是宣示了东德政府与西德政府的对立。
因为冷战，西德的去纳粹化虎头蛇尾，并不彻底。大批前纳粹份子被轻判、减刑、甚至被宣布无罪，还有许多潜逃到南美各国。以色列建国后，1949年成立的以色军事情报机构“摩萨德”致力于在全球范围追捕前纳粹人员，1962年将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受审，堪称杰作。
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先后被拘押在12个集中营，死里逃生活到战后。作为人数不多的大屠杀幸存者，维森塔尔开始了对纳粹战犯的不懈的追捕。1947年，他在维也纳成立了犹太文献中心，维森塔尔对前纳粹份子穷追猛打，绝不放弃。他跟踪调查了6千多起纳粹案件，让1千1百多名战犯被绳之以法。正是他追踪到艾希曼在躲藏在阿根廷的踪迹并通报给摩萨德，使得罪行累累的刽子手落入法网。
与魔鬼共舞：陪它下地狱
自古以来，乱世出各种各样的“雄”：英雄、枭雄、奸雄......摩西、汉尼拔、凯撒、秦始皇、刘邦、项羽、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赵匡胤、拿破仑、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中有人名垂青史，有人遗臭万年，他们都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书写 历史 的人。
历史 绝不是偶然的，在特定的时刻，必然出现特别的人物来决定 历史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秦始皇灭六国，成吉思汗统帅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希特勒偏执地幻想优等的日耳曼人一统欧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福是祸，这都是注定的。这些主宰 历史 的人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也许是天使，也许是恶魔。他们带着使命来到人世间，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使命：兴盛或者毁灭。
希特勒与“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合影
具体到希特勒，早年的他是典型的失败者，游离在 社会 边缘，没有尊严。这是他人格扭曲、仇视 社会 的原因。他把对 社会 的仇视定向到对他认为的“劣等民族”、“有缺陷的人群”。在他的时代，德国正是一片凋敝、民心涣散的乱世，这个带着使命而来的“地狱使者”把自己的理论系统化成为《我的奋斗》，并一手创建纳粹党来贯彻之。
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将其“奋斗”付诸实践，得益于特定的国内外条件。打个比喻：如果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病变的细胞，当时的德国 社会 和德国人是他寄生的宿主，而英、法等国不在初期及时切除这病变的细胞，反而任由它吸收养分，促进它成长和扩散，最终成为致命的毒瘤。
在国际 社会 ，刚刚经历了一战、经济大萧条，英、法两国国力衰退，无力他顾，其主流政客们一厢情愿认为牺牲小国利益可以换来自己的安全与和平。结果是养虎为患，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灭顶之灾。建政不久的苏联无法与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同盟关系，也无力对抗纳粹德国的兴起。大洋彼岸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不愿介入欧洲事务。于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国际 社会 得不到任何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公然践踏国际公约，以各种手段侵占他国领土，最终挑起世界大战。
在德国国内，希特勒以一手缔造的纳粹党为资本，在政治上逼退其他政党，最后用“国会纵火”这样的卑鄙手段将德国共产党清理出国会，使德国国会成了纳粹党的国会，纳粹主义通过立法成了德国的法律，德国进入纳粹专制时代。对于纳粹主义的怀疑者，希特勒毫不留情地清理和打压。
1933年希特勒当上“帝国总理”后，接连撤销了一批不支持纳粹主义的市长，第一批遭撤职的就包括时任科隆市长康纳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后来当选战后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生性多疑的希特勒对身边的追随者同样毫不留情。
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希特勒亲自指挥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在全德范围内对纳粹党进行了一次政治清洗（史称“长刀之夜”），拘捕了上千名被怀疑不忠诚者，处死数百人，其中包括早期跟随希特勒打江山的纳粹冲锋队首领罗姆。
经过政治清洗，希特勒牢牢掌控了党卫军和国防军，保证了自己的政治安全。
对于德国民众，希特勒、戈培尔等人极尽所能，发挥其蛊惑、煽动能力，不遗余力地给民众洗脑。虽然希特勒文化水平极其有限，但是他却擅长演说，其滔滔不绝地脱稿演讲，加上特点鲜明的肢体语言，为他带来大量粉丝。当时留下大量希特勒演说的声像资料，几乎都是万人空巷、巍巍壮观。
单从演说能力来说，在内向木讷、不善言辞的日耳曼人中，希特勒可谓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组建纳粹党的第四年——1924年，希特勒得到一位“天才的宣传家”，后来成为纳粹理论权威、党内第二号人物。他就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这位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长期担任纳粹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是德国纳粹化的主要推手。1933年就任纳粹宣传部长，两个雨后即开始在大学焚烧非德意志思想家、作家的书籍，并开始系统地清洗文化界、知识界。
除了强力控制德国的意识形态何文化教育，戈培尔在给德国民众洗脑方面也“功不可没”，他的权威理论解释与希特勒的即兴演说相宜得彰，成功地迷惑、控制了大多数德国民众。
纳粹理论权威戈培尔：“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在谎言被确信期间，国家可以阻隔人民对谎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
对于“洗脑”，戈培尔总结出一套理论：“ 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在谎言被确信的期间，国家可以阻隔人民对谎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 ”可见，戈培尔很清楚纳粹理论是谎言，但是通过不懈的、全方位的洗脑，谎言会被人们相信，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
为了实践自己的“谎言效应”，戈培尔成立德国文化协会，强迫媒体从业人员入会。通过收购、控股、清洗、审查、停刊等手段，全面控制德国媒体。对媒体发布每日指令，所有的报刊都必须与指令保持一致，否则强制停止出版。戈培尔还通过强制集体收听纳粹广播、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刑罚严惩收听国外电台等手段控制民众。
尽管德国民众是纳粹专制统治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并不是无辜的。尽管纳粹用了各种流氓、暴力手段清除了其他政党，但是，它是被德国民众投票选举进入国会的。纳粹德国晚期出现了“白玫瑰”、施陶芬堡这为数不多的叛逆，然而在12年的黑暗统治时代，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德国人是认同、接受纳粹的，或者是沉默的。可以说当时的德国民众是纳粹疯狂集权专制、亡国、祸害全世界的帮凶，国破家亡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假如—— 历史 是冷冰冰的，没有假设。但是我们不妨假设：假如1921建党到1933年掌权，希特勒的一系列扩张特别是种族主义举措、暴力行动受到魏玛政府和法律的有效制约和惩罚，假如他们得不到容克地主和工商界的支持，假如德国人对特勒的煽动打问号、不认同纳粹理论、反对纳粹的种种非法暴行，他们会投票给纳粹党，将它推进国会吗？
假如德国民众不接受、不配合纳粹执政后推行的种种专制集权统治、种族清洗政策，甚至加以反抗，纳粹统治能够在德国畅行无阻吗？毫无疑问，沉默的大多数德国民众是纳粹的受害者，更是帮凶。“白玫瑰”英雄苏菲.绍尔总结得非常到位：“毕竟，有些人要做先驱，因为我们所写的，说的，也被许多人认同，但他们不敢像我们一样表达出来。”
神降下大洪水，惩罚崇尚暴行的、堕落的亚当的后代。纳粹时代与魔鬼共舞的德国民众，遭到了神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