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中山辞去大总统并不情愿。 辛亥革命成功后，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朝这个腐败王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是谁取代和怎么取代的问题，纵观当时政坛各类政治人物，有能力和资格问鼎大位的只有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等四人。黄兴是个务实的政治家，此时已与孙中山产生隔阂，且其威望也无法超越孙中山，因此，黄兴不可能当上总统。黎元洪是相当于旅长的一个新军协统，因缘际会成为了起义领袖、湖北都督和鄂军总司令，并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各省组织的中央政务权，黎元洪虽头顶首义元勋的光环，又是名义上的南方革命党人带头大哥，但其领导的主要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鄂军，当时不足以对抗袁世凯的新军，所以，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担任推翻满清的民国大总统，换取不再对鄂军的进攻，以这种方法保存革命果实，也是智慧之举，当然也是权宜之计。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直到选举大总统大会召开前3天才回国，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国民党的缔造者和革命党人领袖，有威望。二是从华侨哪里募集了的大笔资金，有财力。三是辛亥革命以后，趁势发动了广州和上海起义等起义，不仅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最重要的有了胡汉民和陈其美控制的广州和上海两个膏腴之地，尽管如此，孙中山的实力，尤其其军事实力，与袁世凯相比还有有一定差距。此时的袁世凯已是大清国内阁总理大臣，并已按清帝旨意组成了主要由北洋班底为阁僚的内阁，实际掌握着朝廷的政权和军权，手里有兵有钱，更为有利的是，袁世凯被列强视为稳定与统一的象征，所以，得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支持，他们认为，大清腐败必须被取代，但孙中山亲日且势力不足，因此，列强，尤其是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计，一边倒的支持袁世凯问鼎大位。1912年12月29日，孙中山运用策略，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西方列强愕然，纷纷质问北京袁世凯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也很愤怒，黎元洪也左右为难，颇为尴尬，在此窘境下，颇具政治智慧的孙中山，以只是临时大总统，可以有条件的让出应对，一定程度缓和或化解了一些矛盾，也给彼此一个台阶，鉴于形势和承诺，在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如约逼退溥仪后，2月14日，当了44天的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辞职时，孙中山不情不愿，辞职后也很后悔，当铁路督办，整体在山沟里跑，不是他的志向，于是，孙中山一直在等待机会重返政治舞台，李烈钧等三都督以上述理由发动讨袁战争时，孙中山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动员南方革命党人联合“三都督”发到了“二次革命”。
二、李烈钧等“三都督”起兵讨袁主要因为袁世凯推行“废都裁兵”政策。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仍沿用辛亥革命时各省自封自立的省级长官名号“都督”，此时的都督权力极大，上马管兵，下马管民，人权财权和军权一手抓，俨然独立王国，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国之幸、民之福，必须予以改变，于是提出了抑制都督权力的“废都裁兵”之策，该政策核心内容有三个，一是各省加派民政长，具体分管民政，都督仍设，但只负责军事。二是各省可以养兵，但数量要大幅减少。三是省级行政区以下再设立类似今天的地级一级的行政区划“道”。此“废都裁兵”政策同 历史 上多次发生的“消藩”、“废王”一样，必然引起利益相关者的不满和反对，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三都督”公然反对，为平息世态，袁世凯责成黎元洪南下调停，但毫无效果，一怒之下，袁世凯将三都督免职，此时孙中山看准时机，发动了讨袁动员令，“三都督”积极回应，勒兵起事，黄兴在南京也兴兵助阵，“二次革命”全面爆发，尽管革命党人来势汹汹，但在袁世凯的新军打击下，“二次革命”很快就结束了，孙中山、黄兴和李烈钧等被政府通缉，逃亡日本躲避。
三、“二次革命”利弊。 第一，从正面意义看，“二次革命”有三大好处。 一是民主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再觉醒和再教育。二是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独裁的真面目。三是反袁势力的站队和检阅。 第二，客观看，有以下弊处。 一是要不是后来袁世凯称帝给了孙中山翻盘机会，差点毁掉了孙中山的政治前途和一世英名。孙中山虽然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毕竟是民主共和的鼓吹者和缔造者，解决体制问题应尽可能用民主和法律手段解决，而不能动不动诉诸武力解决政治问题，要不是袁世凯后来称帝让孙中山找到了翻盘机会，孙中山可能就只能长期在国外流亡了。说个题外话，就在此时，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同宋庆龄结了婚。二是造成了南北方的对抗和民众撕裂。政治人物的政治观点在武力加持下，操纵了民意，裹挟了民众，致使南北方政权互相仇视和对立，革命党人和非革命党的仇视与对立。三是动摇和危害了中央集权的根基，特别是为后续封建割据军阀另立中央做了错误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