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
隋朝建立后，
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
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
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
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
《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
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著辩证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
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阒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
《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
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
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
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
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
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麓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凯（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
《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诗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100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