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讲究中正平和，认为万事万物皆顺应于此，如羹之于水火，如律之于短长，如国之于君臣，即可相济又可相成。《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又可理解为万物遵乎其礼，恰如其分，不多亦不少，各得其所，方是美之起源。本场以万物为名，意寓如此。专场共蒐集珍贵文物46件，以佛像、玉器、漆雕、瓷器为主，种类及材质可谓包罗万象，纷杂之中贯穿始终的即为万物所备之美，这种美或千锤百炼，或精雕细琢，或鬼斧神工，匠人们或许来自于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信仰，但却皆可将美由匠心赋予天然的材质之上，达到物我合一的圆融境界。
如来自于尼泊尔十三世纪马拉王朝的释迦牟尼佛像，其和谐的造型彰显了纽瓦尔匠人于铸造技术上的天赋才华，并将周边诸多造像风格完美的融于一体，整尊造像以灿烂的鎏金、精湛的工艺、完美而和谐的比例，给人以非凡的、出类拔萃的美感。另一尊来自不同地域蒙古扎纳巴扎尔风格的文殊菩萨像，兼容并蓄了帕拉王朝艺术风格的凛然气势，尼泊尔艺术追求人体自然的和谐，同时融合满、蒙草原民族的肌体，可谓既崇尚写实自然的身体，又重视神性的表现。同样受印度艺术风格影响的西藏中部风格弥勒菩萨坐像，通体镶嵌绿松石，表情慈悲柔和，以慧眼凝视众生，背后连珠火焰纹背光与佛像分体浇铸而成，显现出当时工匠卓越的制作水平。且其来源清晰明确，系英国著名古董商John Eskenazi旧藏，他是印度，犍陀罗，喜马拉雅艺术东南亚的艺术品中最享有国际声誉的经销商之一。本场还有一尊极为罕见的，汉藏风格明代末期天启纪年款金刚手菩萨造像，很好的继承和沿袭了中期永宣鼎盛时期的风格，做工精良，打磨光洁，鎏金澄亮，体态给人以年轻健美之感。由于其镌刻非常罕见的纪年款，十分具有独有性。亦可为现代人研究明代晚期佛像，提供一份重要学术资料。
明天启铜鎏金金刚手菩萨 H 28.5 cm 款识：天启甲子年，弟子和蒲敬造
十八世纪 蒙古风格 铜鎏金文殊菩萨 H 22 cm
十三世纪 尼泊尔马拉王朝释迦牟尼像 H 23.5 cm
十三至十四世纪 西藏中部风格 铜鎏金弥勒菩萨像 H 22 cm
本场之玉器亦亮点频出，孔子比德与玉，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发展至清代乾隆一朝，乾隆皇帝尊儒重文，使清代玉器风格比明代玉器的意境更显清雅，而儒家所宣扬的西周礼制的中和之美，深刻影响着皇帝的审美观念，亦可在本场的玉器中有所体现，如白玉圆雕辟邪摆件，辟邪源自汉代辟邪厌胜的思想观念，认为其可驱走邪秽、拔除不样，以整块籽料圆雕而就，玉质温润洁白，本品没有雕琢多余的纹饰既是出于皇帝本人的审美喜好。整器题材摩古，但雕琢手法及艺术表现方面为清代典型的吉祥玉，本品曾于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并于海外多次巡展，发表于同场展览之图册《清代玉雕艺术》之上，来源可靠清晰明确。另一件同样出身名门，来源清晰，源自美国著名藏家Stanley Charles Nott旧藏的苍龙探珠饕餮纹觥亦可代表乾隆皇帝玩物仍存师古情之情怀，其清高宗御制诗纹集中，关于文物赏鉴的诗，既有十五首是赞美玉觥的诗篇，可见其对这种器物的喜爱之情。乾隆帝崇尚师古，但更多的是以文人皇帝自居，本场精心收录了两件乾隆一朝文房陈设之经典器形。其一为白玉雕枇杷缠枝牡丹纹洗，同样源自于Stanley Charles Nott之旧藏，玉质上乘，入手温厚，玉匠通过审时度势，经营位置之后一蹴而就。且除了特定的主体纹样之外，不施繁缛的装饰，使皇帝的意旨和文人的雅趣圆融的归为统一的组合，长置案头，带来闲适和清朗。另一对白玉雕锦地纹香亭雕工简洁明快，棱边毕挺，游刃如切，值得一提的是其下鎏金台座，典雅华贵，雍容大气，二者整体协调一致，颇具装饰意趣，突显清宫御制之巅峰水平。
(洗心图) 清乾隆 白玉雕枇杷缠枝牡丹纹洗 D 18 cm
清乾隆 白玉圆雕辟邪摆件 L 14 cm
清乾隆 白玉雕苍龙探珠饕餮纹觥 H 20 cm
清乾隆 白玉镂雕锦纹香亭带铜鎏金原座 H 15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