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画分三品
纵观历代和当下绘画涉及牛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上中下三品矣。“上品”是以颂扬牛的品质为主旨的作品。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突出牛的主角地位，没有配景，或者略施极少的配景，无论从构图、着色、施墨、用笔上看都强调牛之神韵，画面单纯，指向明确，意蕴深刻，撼人心脾，细细品味如百年陈酿，骨子里充满着作者的抱负志向，是鼓舞人的号角，其文化内涵当属于强壮人类精神的主体营养，是绘画中的《黄河颂》、《义勇军进行曲》。此类作品，古今中外画家的佳作并不多见，我国有唐之宰相韩滉的《五牛图》，有戴嵩的《斗牛图》，西方有毕加索的抽象和简笔牛。现代画坛有李可染晚年的牛赞图，老甲的部分重墨牛，张广的群牛，丁荦和吴祖郊的奔牛等，屈指可数。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我国古今确有不少大师都画过牛，诸如李唐、韩干、李迪、祁序、阎次平、高其佩、杨晋、任伯年、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黄胄、刘奎龄等等都偶有此类“上品”出现过，但他们的画牛作品中，更多的不属于此类上品之作。在这里不由会让人们想起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徐悲鸿绘画理念广涉中西，油画与国画并佳。就他的动物作品而言，笔下牛马、狮、猫之类甚多，人物作品更是十分精彩，但人们谈起来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马。老实讲，就笔墨水准而言，马比牛和其它动物也并非十分悬殊，甚至无异。然而为何人们更多的记得他的马呢？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他笔下的马反应了马的最本质的品质属性，即奔腾不息，昂扬奋进，征战沙场的文化内涵，并把此品格转化为当时所需要的时代之民族精神。他的马配景绝少，绝大多数作品中无配景，突显出马的神韵和文化精神。再如齐白石的虾，如果加上大量的背景、繁密的水草、无边的江河湖泊或者是几个顽皮的儿童或老翁在张网捕捞的画面，其作品的品味是可想而知的了。由此论牛之作品可窥一斑矣。中国画牛的“中品”之类是以表现短笛牧歌，田园雅趣为主旨的作品。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牛景并重，人牛相伴，从构图、着色和笔墨处理上，都倾向于画面的丰富多元，展现出乡村风情的景致和故事情节，对牛形之表现重于神韵，寄托的是作者的闲情逸志和对恬淡生活的追慕与向往。给人更多的是轻松、亲切、愉悦、休闲之感。此类作品寓意直白、浅显，品之如清淡早茶，是绘画中的《信天游》和《二泉映月》，当属人们精神文化的小点心，乃人体营养之补充耳。
这类中品之作，在画牛作品占绝大多数。上述提到的韩滉、戴嵩、韩干、任伯年、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李可染等等，还有更多没有提及的画牛的画家们，他们牛画的作品中，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此类的。这里可以举两个人为例。首先是韩滉，他的上品《五牛图》闻名于世，但他画的更多的还是反映村童放牧之田家生活的情趣性作品，不过多数已失传，今人无法看到而已。从他的学生戴嵩的传世作品来看，也多为反映田园牧歌情趣之作，亦可佐证一二。当代的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则亦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多数画牛作品，与他推崇的牛之品质的文化内涵不完全一致。他的多数作品传达给人们的是江淮农家牧牛的生活情景，趣味横生，笔墨精道，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之美感，只不过这个情是追忆当年的天真雅致的生活之情罢了。了解他画牛的心理状态的人知道，他画牛更多的是为了锤炼试验笔墨，在所加繁多重厚的或树、或山、或水的作品中，把作品配景的处理当作了笔墨探索的试验田，所以画的很轻松，无所顾忌，手法结构新奇，有的几乎把牛挤成了配景，给人传达牛之精神的力度显然淡化了。但到了晚年，他的颂牛之品质的上乘作品出现的多了起来。特别是他逝世前几年所创作的《四牛图》、《五牛图》、《七牛图》、《九牛图》，将牛的不同情态表现的生动传神，这些作品创作的主旨，正如其题款中所写：“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履履不倦写之”。虽无配景，但牛的品质之“性”跃然纸上，境界远高出前者，可见他在晚期画牛作品的理念追求上有了升华性的转变。
中国画牛作品的“下品”是以牛作为配景的各类作品。这类作品在人物、山水、花鸟之作中，都时有看到。作品中牛的作用或是为充实画面的需要，或是为标明作品内容的地域环境，与作品中的鸡、狗、猪、羊之类的配景没有二样了。从反映牛的角度来讲，只是下乘之品了，不必再费笔墨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