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1-24
54分的高考(论坛)录取分数线差距，使山东籍孩子张鲁博及其家人铤而走险，冒名顶替贵州籍参加大学招生。这一事件也引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张鲁博现象”是不是个案？记者从贵州方面了解到，虽然“借用”或“盗用”户籍的事件不多，但因为录取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西部地区成了“高考移民”的重灾区。（《人民日报》11月23日）
虽然我国《宪法》和《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依法享有平等的教育的权利，但是现实跟法律大相径庭，我们的高等教育并不是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现行的高考录取体制所导致的各地区入学机会严重不均，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复制不平等的阶层差异和地区差异的机器，极大地损害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高考移民”始于上世纪80年代，较大的录取分数差是最主要原因，与沿海省份及其他教育发达省份相比，西部省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一般会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部分考生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移入青海、贵州、云南等教育欠发达的省区应考，便可跃过“龙门”考上一个好大学。
高考移民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的一大难点。高考移民治理之难被社会称为“割韭菜现象”。有教育界人士认为，高考移民外有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内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靠教育考试部门自己难以治理。据报道，某些接收地政府官员和学校工作人员出于私利在“高考移民”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如2006年贵州习水县查处22名“高考移民”，其中一名中学老师得到“好处费”就达8万多元。2008年5月，贵州遵义县教育部门查处7名“高考移民”，整起事件是由当地某中学一名老教师与一些基层村干部合伙“操办”的，而每个“高考移民”交了4000多元。
西方的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不同的利益群体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会对同一社会现象作出不同或截然相反的判断。优质高等教育正是这项稀缺资源，在面对稀缺资源时，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我们都属于理性的经济人。而一个经济人似乎是不能容忍“贡献大收益小”这个失衡状态的，因为“贡献大收益小”是一种利他状态，而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要解决“高考移民”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针对这一现象，高考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这里有一个底线必须遵守，即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应该相对均等。即在招生计划的区域分配上，应该根据人口数量与考生数量合理分配招生名额，不应根据情感关系、政府机构的多寡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少作为机会分配的标准。当然，各省区之间实行不同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和对“高考移民”进行封堵是必要的，是符合我国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发展不均衡的实际的。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必须有对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保护性措施，否则，落后地区会因为文化教育的落后而更加落后。
笔者的看法是，破除高考制度中的弊端，户籍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放户籍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公民个人而言，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属于公民人权的范畴，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前置条件。正是出于迁徙自由的重要性的考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接受并多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这项权利。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我们应深刻认识迁徙自由的改革价值取向的重大现实意义。在自由迁徙的制度框架下，劳动者获得了自主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区的权利，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将会发挥作用，能够使整个社会达到帕累托的过程。
(人民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