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差异，均衡汇率可以划分为“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和“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 均衡汇率不但不是固定的值，它会不断移动，因而是移动均衡，并且它的值也不是唯一的。Kareken和Wallace提出的汇率不决定命题认为汇率无法由市场内生地决定，并且如果均衡汇率存在，那么任何一个常数都可以是均衡汇率。由于此命题的前提假定过于严格，因此得出的是非常强的命题。不过它至少说明，均衡汇率可以不是唯一的。根据上文的论述，与其说均衡汇率会是多重均衡，不如说它是区间均衡。区间内的任何数值都是均衡值，因为它们都可以使内外部均衡同时实现。区间的下限是由国际收支受到流动性约束的边界确定的，区间的上限是由国内的通货膨胀率确定的。区间内不同的位置分别对应着不同性质的均衡汇率。其中，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而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
均衡汇率的分类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既然均衡汇率在其实现过程中会影响经济增长，那它也就不再仅仅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而是可以作为政策工具进行操作和调控的，即它更是一个杠杆。均衡汇率对投资、消费以及货币和资产市场都有影响，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既可以用于调节社会总需求，也可以用于调节社会总供给；既可以作为需求增减型政策工具也可以作为需求转换型政策工具。不过，以往对汇率政策的认识大都停留在它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功能上，而忽视了它调节社会总供给的功能。
从杠杆的角度看待均衡汇率的实现为政策调控增加了一项政策工具，这就为政策搭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国的政策调控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目前可用于政策搭配的工具实在太少。姜波克将“丁伯根原则”和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从两维扩展到三维乃至多维，发现两维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地推广到多维条件下，它们是不适用。他进而提出了“可变的多工具原则”以应对多维条件下的复杂性，并且指出，除非政府拥有的独立政策工具数目多于想要实现的目标数和对本国经济有影响的外国政策工具数之和，否则同时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是不可能的。均衡汇率的不唯一性使它能够充当政策调控的工具，这对于通过政策搭配及政策调控实现内外均衡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