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政”、“法”表示“政策”之意。
政，作“政策；法令” [policy;dicree;edict]如：
先王之政。——宋·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袁有守多惠政。—— 明· 高启《书博鸡者事》
法，作”政策、法令“，如：
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说文》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易·蒙》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书·吕刑》
法者，刑罚也。所以禁 *** 也。——《盐铁论·诏圣》
杀戮禁诛谓之法。——《管子·心术》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
失期，法当斩。——《史记·陈涉世家》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度则悖。——《吕氏春秋·察今》
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头不能粉刷。
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头无法装饰。”如今汉在秦之后立国，国家的现状就象烂木头、粪墙头，（陛下）虽然有治理好的愿望，却没达到目的的办法。
朝廷的法令一下达，违法犯罪的案件反而出现了；陛下的诏令一颁布，弄虚作假的现象反而发生了。这就像用热汤为沸水降温，抱柴去救烈火，只能使沸水更加沸腾、烈火更加旺盛而没有一点益处。
微臣有一个比喻，琴瑟之间不协调（就不能奏出好的音乐），严重的必须重新调试才能演奏；政策因脱离实际而不能推行，严重的必须认真纠正才可使国家得到治理。琴瑟应当重新调试而不去调试，纵然有技艺高超的乐工也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政策应当变更而不去变更，任你是多么贤明的君主也不能将国家治理好。
所以说，汉得天下以来，（陛下）时刻想着将国家治理好而至今没有达到目的，失误就在于应当变更过去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而没有变更啊。古人有这样一句话：“站在水边感叹鱼儿肥美可食，不如回去结网前来捕捞。”
现在大汉朝建立大统希望将国家治理好已经七十多年了，（与其在旧制度的基础上惨淡经营、维持现状）不如重新制定新的政策取代过时的旧政策；有了这种变革，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治理好了，自然灾害就会一天一天减少，福禄祯祥就会一天一天增多。
修（欧阳修）当初在滁州，号“醉翁”，晚年改为六一居士。
天生刚毅，见义勇为，就算眼前是机关陷阱，也不惜触发。多次被贬官流放，志向依然不改。
刚被贬到夷陵的时候，没有消遣的地方，就拿来以前的案件档案反复察看，发现里边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于是仰天长叹说：“边远人稀的小城尚且是这样，天下的（冤假错案）就可想而知了”。从此，遇到案件就不敢大意了。
有求学的人请求会见，欧阳修与他们交谈，从来不谈文章，直说政事，说文章只能用来修身养性，政事才是根本。凡是去作过官的地方，没有杰出的政绩，不追求声誉，政策宽松不扰民，所以到过的地方人民都认为他平易近人。
有人问他：“您治理地方政策宽松简明但办事从不拖拉不理，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把放纵当成宽松，把简陋当成简明，那么政事酒会得不到及时处理因而人民受苦，我所说的宽松，是为了不苛刻武断；简明，是为了不繁琐罢了。”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母亲经常对他说：“你父亲当官，经常熬夜审批文书，多次放下文书叹息。
我问他，他说：‘犯人犯了死罪，我想让他活命但是办不到啊。’我说：‘能让他不死吗？’他说：‘不能上他活下来，别的死者都跟我没有怨仇。
常常想让他活下来但是仍然判他死，而一般做官的人都是想让他判死刑啊。’他平时教导学生，经常说这些活，我都记熟了。”
欧阳修听说以后一生都信奉这些话。
节选自 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典》第七
自唐德宗即位即建中二年，天下共有户籍一百三十万户，依靠（德宗）分别派遣黜陟大使（官职）（于各道），重新案户比民，收入公家赋税，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各个道增加户籍一百八十万户，（另有一百四十万户客户），共得到三百二十万户籍。于是使得赋税有常规（定额），人们知道定额，贪图财利的小吏就没有办法产生奸计歹意，狡猾的氓庶百姓都有自己的户籍（从而无从偷免税赋），这真是很合时宜的法令典章，整改弊病的好办法。过去的规定，百姓供应上缴公家，按人口制定租庸调三种租税，那些即使是王公大臣的佃户，也只用缴纳和普通百姓一样的赋税。自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战事渐兴，国家经费不足，于是徵敛的名目多了起来，并且没有定数，贪婪之吏专横放肆，借机犯法贪污，法令没有得到监督执行，普通百姓不知道上告投诉。那些狡猾的忍，就大多逃避缴税，有的以假名做官，有的加入僧籍，有的加入军籍，有的依靠豪强，加上官府各级杂役，种类多种多样，难以去除。那些鲁钝的百姓就被征收赋税，供使差役，一天比一天穷苦艰难。建中年间的新政策，（将所有赋税）并入（春夏）两税。（这样）定额已经有了，就没有办法增加征收了，游荡不务正业的人都被登记在册，没有地方逃避赋税。但因派驻地方各位使臣规定的缴纳税额各不相同，有的地方轻重不一，加上因为（国家）多难，屡有战事，多余的人（指没有登记在册的人）今天就很多了。征收的数额也有了空缺。但旧额已经存在，可又无法核对人数。审查今日应该做的事，斟酌（实行）晋隋两代的政策，则户籍人口和土地数额应该可以增加一倍左右。这样赋税和兵役自然就可以减半了，赋税既然已经平均了，人们知道税额较轻，就免于颠簸流离的逃亡之苦，增加农桑之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没有好过这个的了。各个道的账册加起来可以有二百五十万多户。比较历代户口，多的超不过五百万户，少的也不少于三百万户，错略计算天下（户口总数），除了屡有战争的地方，可以大概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户口。如果采用晋隋的政策，应该可以得到五百万户口。以五百万户口出二百五十万户口的税额，自然只是后者的一半。古代的（治国的）道理，在于详细知道人口数额，才能平均他们的赋税差役，这样各种事业就会成功，国家才能富足，教化盛行，各种良风益俗才会真正为民众接受。正因为这样，（国家）才会没有灾难和叛乱。所以《周官》上记载了比、闾、族、党、州、乡、县、遂这些制度用以维持政治制度的稳定，很好的治理人民。（而《周礼》记载）孟冬（农历十月）司徒（官职）要向周王进献国家人口数额，周王下拜然后才能接受，其尊敬和遵守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等到国家失政，就会户籍疏漏，人们如鸟兽般各地流窜而无法管制。国家也因此而穷困。各种弊端逐渐兴起，国家倾覆就不远了。治理国家最重要最需要长远规划的，想要追求国家兴盛的道理，不是没有根本的方法啊！（原文句读大量错误，最后应是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