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人文区位理论。它着眼于把社区作为一种空间现象或区域单位来研究。一般认为芝加哥学派是区位理论的创始者。芝加哥学派的区位理论是通过研究都市社区而形成的，它是区位理论的主流。但社区区位理论还来源于农村社会学的研究。
在芝加哥学派形成人文区位理论之前，美国农村社会学家C.J.加尔平于1901～1910年在纽约州从事社区研究。他发现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商业功能是形成农村社区的主要因素，因而提出了以农村交易地带范围作为划定某一农村社区界限的理论。他认为，构成一个农村社区的要素是交易中心及其周围区域。村民和周围的农民有着共同的机构并过着共同的生活，两个社区之间的界限以人们与不同交易中心的机构来往来划分，而社区的界限则不一定与政府单位管辖的疆界相重合。后来，其他社会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服务区域范围来划定农村社区界限的理论。
由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区位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可分为古典理论、社会文化区位理论、新正统理论，以及社会地区分析论等。 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所提出的人文区位学理论。它借助于生物学进化论的原理，强调研究都市环境的空间格局。其创始人R.E.帕克将人类组织分为社会与社区两方面。认为社会是人类生存的文化的、共意的方面，是反映各社会群体的一致意见和共同目的的集体现象；社区是与社会相对应的生物的、竞争的方面。它体现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人类本性。帕克在强调都市环境中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尤其强调竞争，认为竞争是社区生活的主导过程，是影响都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它决定着社区环境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空间形式和区位功能。如在城市中，为取得最有价值的地段，就产生了竞争。商业上的利益使土地得到最幼的利用，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支配着城市空间及其功能的发展。按照他的观点，竞争一旦决定了城市的空间格局，就会形成一种以不同群体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共生关系。例如，商业需要有来自工业地段的产品供应和来自住宅区的顾客，而工业产品则需要有商业区的销售以及来自住宅区的工人，如此等等。竞争存在于社区的层面上，由竞争发展而来的共生关系也建立在社区之上。这种共生现象进而又是社会规范一致的基础。因此。他断言社区是社会的基础。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R.D.麦肯齐在区位过程问题上补充了帕克的观点。他在竞争过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心化、集中、隔离、入侵、延续等区位过程的概念。认为形成上述5种区位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又促进了个人以及群体之间的竞争。E.W.伯吉斯进而提出了都市的同心圈假说，他将以竞争为基础的区位过程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模式化。帕克等人为弥补同心圈假说过于简单化、绝对化的缺陷，进一步提出了所谓自然地区论，注意到都市社区同一地域内的居民并非绝对属于同一性质，会自然形成许夺范围的独立自然区，每一自然区里的居民才是近乎同质的。
古典区位学说问世以后，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但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古典区位理论所假定的生物社区与文化社会两层次的重大区分实际上并不存在，强调竞争是决定都市空间结构的过程也不恰当，因为这种结构也受合作、冲突、模仿等社会过程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W.怀利。他于20世纪40年代研究了波士顿市的土地使用情况。研究表明，通过经济竞争来幼使用土地的观念并不足以说明波士顿市的空间格局。他认为，波士顿市社会身份高的居民拒绝把他们传统聚居区里的住宅出售给商业上使用，以及在中心商业区的中央保留康门斯公园，这些只能参照思想感情和象征体系来解释。他指出，诸如思想感情和象征体系这样一些文化上的变项，对于都市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因而他为区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以怀利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区位学者主张，只有把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区位理论的中心，才能了解都市的结构和发展。他们当中，有的研究了宗教对城市格局的影响;有的则认为,美国城市的空间格局清楚地反映了美国人对于自由、个性、发展、实业成就等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文化区位学者强调文化变项的作用，而不再如以前那样强调区位变项的作用，这一学派便逐渐失去区位探究的特色。 古典人文区位学经社会文化区位学者批评后，已日趋衰落，但社会文化区位学者却又未能创立具有鲜明特色的区位理论。因此，有的社会学者试图克服古典区位理论的缺陷并加以复兴，形成了所谓新正统区位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A.H.霍利和O.D.邓肯。
霍利修正了古典区位理论，把研究的焦点从空间的分布转移到人口的适应，认为技术、文化和社会组织是关键的适应机制。他否定了帕克关于生物与文化相分离的观点，认为既然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机制，它就应包含于区位研究之内。霍利对社区的看法也异于帕克的古典定义，认为社区是一个分析的单位，是社会所有要素得以展现的一个较小又较易于研究的地方。在社区中，随着当地人口对环境的适应，一个互相依存的区位体系就在各种群体及组织之间发展起来。支配社区的主要区位原理是当地的“相互依存性”。霍利对人文区位学的修正，为新正统区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邓肯是当今最有影响的新正统区位学者之一。他以
“人文区位结丛模式”补充了新正统区位理论。认为人文区位问题可用 4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来加以解释、分析和说明,即人口、组织、环境和技术,英文缩写为POET。在这4个概念或4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人口与其他 3项要素的关系。邓肯提出的人文区位结丛的概念为人文区位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此后的大多数的区位研究都致力于阐明区位结丛4个要素的相互关系。 自然地区原是古典区位学用以分析都市空间的基本单位。到了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始以平均4000居民为一片地段单位，公布美国各大城市的人口普查资料。“人口普查片”与自然地区相似，但却小得多，一个大城市就可能包含好几百个“片”。社会地区分析理论的产生，正是为了把相同的一些人口普查片归类为更大的范畴，使与原来的自然地区概念的功能相一致。
社会地区分析理论是由美国学者E.薛夫奇和M.威廉斯于194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以 3个指标测量和描述了洛杉矶568个人口普查片之间的差异。这3个指标是：社会状况（以职业声望和教育程度来测量）、家庭状况（生育率、妇女就业人数、单身住户数目）、种族状况（外国移民或黑人的百分比）。通过 3个指标的测量评分，将众多的人口普查片归类为一些同质的社会地区。社会地区分析理论的运用进一步表明，它能对不同城市的社会地区进行鉴别和比较，从而概括出都市的空间格局。此外，它通过简单地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相继时期的普查资料，即可测量出区位的变迁。1955年，与薛夫奇合作的另一区位学者W.贝尔，进一步用因素分析的数学技术来增强社会地区分析理论3个测量指标的效度,被称为因素区位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因素分析已经成为简单易行的方法，因素区位论也成为发展较快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