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既然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特殊条件，显然，只是照搬前苏联的一套现成模式并非善策，而且当时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弊端。 这时，在国内正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借此时机，理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众所周知，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于1952年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与此同时，政治学在新中国，也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了。
苏联当时没有政治学系，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独创。有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学问题在苏联不是不研究，而是他们把国家问题都放到法学中去了。因此，苏联大学的法律系，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系的内容。例如他们法律系有“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等课程，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此外，他们的国际法、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也都在法律系中开设。 简单说来，中国大学里的政治学系是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当然，和前苏联一样，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里讲授，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尽管如此，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是多年来，中国反复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却为什么不要政治学呢?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过分强调政治的“斗争性”，而不讲政治的“科学性”。因此不重视，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学者们对政治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
从1957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泛滥的结果，导致了爆发于1966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历时十年，波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社会主义中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皆损失惨重的空前浩劫，终于在1976年10月以活捉“四人帮”的方式宣告结束。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热烈情况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宣告全国解放时差不多。因此，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习惯称之为第二次大解放。
打倒“四人帮”后，痛定思痛，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被提出来需要认真回答，而这些问题绝不是背几句教条就能敷衍了事的。例如：
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四人帮”是坏人，但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只归罪于少数坏人的行为，这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回答。显然，还应该去寻找更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上的以及体制上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