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按说程子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国共产党一次代表大会的事情却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闭幕式，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一大代表立即紧急疏散。就在代表们刚刚散去不久，那个陌生人就带着一群法国巡捕前来搜查。当时，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总共有十四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一大代表遇险记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
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李公馆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腹泻，只好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
8点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在不速之客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是马林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因为马林早已引起各方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前文所提及的程子卿！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最终的结局
1949年程子卿知道自己逃不出人民的手心，就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宋庆龄接到这封信之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详细的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进行了宽大处理——未予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