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20世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大约九成都归入了毕加索的名下。
毕加索曾宣称，凡艺术皆虚假。西方在20世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大约九成都归入了毕加索的名下，他当然可以就此问题畅所欲言。即便如此，我认为他只不过在以先知先觉的夸张方式，吸引人关注这一重要而又简单的事实：艺术不可能是生活的摹本；因此，在此特定意义上，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则必定是虚假的。
但是，如果艺术可以摆脱真实一词的严谨字面含义之约束，的确能够在想象力中获得难以估量的说服力，这正是毕加索本人创作的油画《格尔尼卡》（Guernica）之所以令西班牙法西斯政府如此惊骇的原因。一幅帆布上的画作，除非以某种方式契合或者扰乱可识别的现实，何至于激起如此的敬畏？换言之，除非它言说了某种真实。
在《纪念诗行》（"Memorial Verses"）中，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借诗人、哲学家歌德之口说出如下语句：
结局无处不在艺术仍然真实，在那儿寻求依怙。
置身那种宏大的世纪末氛围之中，艺术及任何归于艺术的真实性都注定变得遥不可及。
实际上，艺术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有别于既定现实的现实秩序，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是通过自己的想象以另一方式应对生存的愿望。出于实际考虑，我的讨论仅限于人类用语言型塑自身实践的形式之一——小说的艺术。
在《终结之感》（The Sense of an Ending）这部杰作中，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将小说（fiction）简单定义为"我们知道并不存在，但却帮助我们理解并行走于世界的东西"。以如此实用的方式定义小说，使我们作好了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小说、而非一种小说的准备。克默德本人关注某些类型的小说，比如"无穷大加一"（infinity plus one）的数学小说，虽然并不存在，却对解决特定的纯数学问题大有裨益；比如法律小说，某些法律体系中，如果丈夫和妻子同时过世，为了追求公正，法律会假定妻子先于丈夫过世，以免其不动产损失过大。
换言之，我们创作不同的小说，为的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特定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总是如律师的条文或数学家的公式那样具体、明晰，或被有意识地觉察到。当两个幼小的孩子对彼此说："我们来假装……"并开始扮演诸如爸爸、妈妈的角色时，他们显然为了一个并不那么明确、更加淳朴自然、（我敢说）意义更为深远的目的，在创造一个虚构世界。
这一目的性质何如？我认为无人可给出确切答案。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有据可查，人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在创作小说，由此判断人类必定对此活动有着无从逃避的需要，迄今尚无人发现丝毫证据，证明当今或过去的任何人类群体能够抛却小说创作这一需要。
鉴于存在与认知之间、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横亘着鸿沟，人类除了创作并相信某种小说之外，确实别无选择。也许对于某个人的最终判断，不是基于他是否默许小说，而是基于何种小说会说服他达成那种默许，那种柯勒律治（Coleridge）曾论及的甘愿悬置疑惑，或艾弗·阿姆斯特朗·瑞恰兹（I.A.Richards）所谓的"实验性屈从"。
然而，我们绝不能忽略柯勒律治和瑞恰兹在遣词上的审慎，而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柯勒律治的疑惑仅被悬置，并未消除，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卷土重来。而瑞恰兹的屈从是实验性的，并非决定性或永久性的。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不仅创作心存戒备或暂时默许的小说，如健康儿童的过家家游戏，还有能力创作要求——实际上强制——人们绝对无条件服从的小说。稍后，我将回到这一话题，我已经谈到了人类对小说的渴望这一话题，但首先请允许我扩展一下，将创作能力的问题也包括在内。人类创作小说的欲望与创作小说的能力如影随形，如同语言需要与语言能力不可分离。如果人类仅有言说的需要，却没有特定的发音器官，就不能发明语言。
众所周知，丛林中的其他动物可能也像人类一样需要交流，如果具备表达这种需要的器官，他们也可能会像人类一样侃侃而谈。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聋哑人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无需言说或者无话可说。如果将同样的推理用于探究人类嗜好小说的习性，我们会发现人类创作小说的必要性，并不能充分解释小说的存在，还必须具备有效的工具。
这种工具，我认为是人类的想象力。正如人类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并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界一样，人类也是创作小说的动物，并利用小说重塑富于想象力的风景。
由于人类的复杂性，一切试图确切定义人类的尝试必定以失败告终。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问我，我还会说，人是会质疑的动物，是充满好奇心的动物。考虑到人类的大脑功能和想象能力，这种好奇心自然在意料之中。人类发现自己现在，正如过去一样，羁绊于萤火虫般微光闪烁的意识之中，身后是自身起源不可穿透的黑暗，面前是似乎正在步入的另一深不可测的混沌世界。
是什么笼罩于这些黑暗之下？他那如同打破黑暗的微弱荧光般的尘世存在，有何意义？面对这些未解之谜，人类的能力浩瀚无边，同时又深受局限。尽管其知识令人赞叹，并不断增长，却永远不可能与需要了解的知识相匹配，即便倾尽所有人类世代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也远远不够，终极问题很可能继续存在。
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微生物学家三亚·奥纳巴米罗（Sanya Onabamiro）博士出版了一本书，极其敏锐地将其命名为《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死亡》（Why Our Children Die），回应了必是我们祖先千百年来最沉痛、最令人心碎的叩问。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死亡？身为现代科学家，奥纳巴米罗博士给出了20世纪恰当的回答：疾病、营养不良和无知。
只要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认可这一"科学的"回答，相比我们从别处可能得到的答案更令人满意，比如巫医也许会说，我们的孩子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中了邪；因为家里有人冒犯了神灵，或者以某种并不知晓的方式犯有过失。几年前，我曾目睹了让人心生怜悯的场景，一个瘦弱的幼童被抱出来，坐到绝望气氛笼罩下的祈祷室中间的垫子上，拥有癫狂般权威的女先知宣称他被魔鬼附身，令其父母斋戒七日。
这些例子旨在表明两点：首先，人类对于病原的编造具有丰富、肆意的创造性。其次，并非所有的小说都同等有益，或令人向往。
但是，这样似乎轻率地将现代医学冷静的、方法论的、绝妙的程序，与宗教精神变态者飘忽不定的"神示"一概而论，归并于虚构故事的一般准则之下，首先我必须对此作出解释。的确，二者永远不应相提并论，然而，无论二者之间的联系多么缥缈，却共同肩负着人类需要解释和减轻令其无法忍受的状况这一重担，而且两者均运用了疾病理论——其一是细菌理论，另一是恶魔附身理论。
而理论无非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所经历之事的虚构性，当其作出的解释不够充分时，就不再被人认可。比如，毫无疑问，21世纪及之后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会以愉悦的包容态度，看待我们今日最为珍视的某些科学概念，正如我们对过去几代人的摸索所持态度一样。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必须说——奥纳巴米罗博士对于婴儿高死亡率的洞察，无论子孙后代可能发现多么不完善，对我们的帮助也要远远强于半疯癫的宗教狂热者作的诊断。综上所述，有的小说起助益作用，有的小说起阻碍作用。简便起见，让我们称其为善性小说（beneficientfiction）和恶性小说（malignant fiction）。
那么，到底是小说——不论好坏——中的什么如此吸引人呢？缘何为了减轻真实世界中人生征程的痛苦，而不得不暂别现实？这一表面悖论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想象力为何如此强大，故而不断诱惑我们离开肉体感官强加于我们的动物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