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嫉恶如仇，铁面
冰心包拯，字希仁，宋
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少年时，包拯就勤奋好学，“不为戏狎”；成年后，他十分注意砥砺名节，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和情操高尚的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未到而立之年的包拯就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
大理寺评事，出知建昌、天长县，累迁端州知州、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卒于枢密副使。他为官二十多年，严于律己，以铁面无私，执法不避亲党著称，是
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清官，赢得了历代官民的敬重。
生活在朝政腐败、贿赂公行时代的包拯，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也不能为他所容。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因拖欠官府小麦，折合一百多万钱，借贷无着，只有变卖家产，以偿债务。这时，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上奏仁宗，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贬为滁州知州。新任三司使宋祁，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那时名声就不好，他终日游宴，生活异常豪奢。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被贬为郑州知州。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深感需要由一个能
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可是，“命下之日，外议喧然”，许多大臣都不理解，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
欧阳修，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是“罚已重矣，又贪其富”，做得太过分了。然而，包拯并未因此退却，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且一改旧制，使“民得无扰”，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后官拜枢密副使，再迁礼部侍郎，但辞而不受。
包拯为人，“天姿峭直”，从不会装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亲党，所有故旧、亲朋的请托，都被他一概拒绝。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虽贵为朝廷重臣，“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曾作遗嘱道：“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如不遵守我的遗训，就不能算我的子孙。”
包拯死后，
包公的形象在戏剧舞台上大放光彩，历久不衰，其中虽也有不少夸张的成份，但他一生的功绩和建树是不可磨灭的。至今，安徽合肥的包公祠里，还有一幅对联，称颂他的美德：
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
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渗透着诗人的满腔热血，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情操，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这位诗人就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于谦。
于谦曾作《小像自赞》，说自己“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居不求逸，衣弗择故新。”性僻即性情刚正不阿。于谦认为名节是人最可宝贵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他认为金钱会使人败坏，凡是贪图钱财之人，都会“千载遗腥臊”，“国法纵未及，公议安所逃”。因此，“大节还须咬菜根”，要清心寡欲，生活简朴。他一生正是一丝不苟地这样要求自己，即使身居高官，也从未丝毫放纵。他曾做
《北风吹》诗说：“北风吹，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勉励自己要像柏树一样不畏风暴冰霜，自持节操，经得起任何磨难。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时，年仅33岁。这一职务是正三品，在当时很显贵，但于谦丝毫不改其朴素俭约的本色。他上任时，行李简单，坐乘普通的骡车，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仪从，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巡抚大人。上任后，无论是明察，还是暗访，皆轻骑而行，摒弃那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煊赫威势的官场习气。
当时，官场腐败，贿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监
王振把持朝政，勾结内外贪官污吏，擅作威福。大臣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否则后果难堪。然而于谦一身正气，决不随波逐流，对王振一伙嗤之以鼻，从不买账。他每次进京，只带随身行装，“独不持土物贿当路”。好心人怕他遭殃，劝说：“你不带金银入京，也应带点土特产品送一送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谁说我没有带东西呢?你看这不是两袖清风吗!”并口占一首
《入京》诗以明心迹：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炙手可热的王振一伙，当然不会放过刚正不阿的于谦。正统6年，于谦入京奏事，因身体不适，顺便荐举别人代为巡抚。王振乘机唆使爪牙诬告于谦因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怨愤，将他投入监狱，判以死刑。河南、山西百姓得知此事，非常不满，纷纷进京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释放于谦。连河南、山西的几个藩王，迫于民愤，也纷纷要求释放于谦。面对民愤，王振骑虎难下，借口因姓名相同抓错了人，把被关押了3个月的于谦放出来，官复原职。
“钱多自古坏名节”，于谦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从不聚敛，廉洁自守。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的极少，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平时自奉俭约，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从不铺张浪费。当时达官贵人把生日看得极重，要大肆庆贺。但于谦过生日，却谢绝一切贺客，拒收任何礼物，常常是独坐静思，回省自己的政务，激励自己。
土木之变后，于谦身居大任，为国家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救时宰相”。然而他“口不言功”，从不居功自傲，对子女也严格要求。景泰4年，德胜门战役取得大捷，总兵官
石亨被封世侯，自觉功不如于谦，反而赏赐重，便上书
景帝，荐举于谦儿子于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于谦得知，恳切地向景帝面辞，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不应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同时责备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举荐一位隐居贤士，提拔一名行伍中地位微贱的能人，反而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能让大家服气吗?明确表示应赏赐有军功之人，杜绝侥幸心理，决不敢让自己的儿子滥冒军功。但景帝还是批准了石亨的奏疏，于谦只好回家勉励于冕，要“砥砺气节”，勤于政务，不负朝廷奖勉之意。
于谦执政，日理万机，“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所居仅蔽风雨”。“门前无列戟”，常被“错认野人家”，与他的职位极不相称。他曾做诗说：
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
官资已极朝中贵，况味还同物外人。
老圃松筠随处好，名园桃李随处新。
公余只合凭书卧，座上何须有大宾。
景帝见他家居简陋，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允，他不得已而接受，但把皇帝前后赐给的玺书、物品等存放于正屋中，而他仍住旧屋偏房。
夺门之变后，他遭诬陷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资”。抄家者见正屋紧门闭锁，认为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皇帝赏赐的物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