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悲惨的2个唐朝诗人,结局却大不一样,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吗?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06
唐顺宗年间,为了打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顺宗皇帝任用了一批敢于革新的士大夫,推行一系列善政,其主要人物包括“二王”,即王叔文、王伾;“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只可惜,这场革新只持续了100多天,被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大臣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以失败而告终。

唐宪宗年号永贞,这次革新被称为“永贞革新”。失败后,韦执谊等八人俱被贬州为司马,因此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八司马中有两个熟悉的名字:柳宗元、刘禹锡,他们都是朝廷忠臣,也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年纪只差一岁,他们是朋友、是同僚,有着相同的遭遇——被贬州司马之后,接着又连续多次被贬,但是,刘禹锡一直活到了武宗朝,活了70多岁,而柳宗元40多岁就去世了,为什么两人的差距会这么大呢?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放在柳、刘二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不信,我们就从二位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柳宗元的寂寞心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是要言志言情的,诗人要作好诗,一定会把内心的志向和情感表现在诗中,所以要了解一个诗人,读懂一首诗,一定要对诗人有的生平有所认识,才能知道他在诗中反映了怎样的志和情。

元代诗人元好问,曾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用来评论前人的诗歌,其中第二十首是这样写的: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就是谢灵运,柳州是指柳宗元,他晚年做过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风容是什么呢,就是外表的形象,谢灵运和柳宗元都是山水田园诗人,所以风容当然就是指山水景物这种美好的形象了。

元好问的意思是说,谢灵运的诗歌光耀古今,唯有柳宗元能与他媲美,而柳宗元的“风容”的源头,是来自效仿谢灵运,而谢灵运的“风容”的源头,又来自山水美景。

后两句说“朱弦一拂遗音在”,说琴弦上涂了一层朱红,多么美啊,这样的琴轻轻一拂,就能弹奏出美好的旋律,就如谢、柳的诗一样,可如今我们再去“朱弦一拂”,再去读谢、柳的“遗音”,感受到的,是他们的寂寞心。

中国古代那些怀才不遇的读书人,都有一颗寂寞心,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学识实现理想,但他们似乎永远都不能实现,如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还不是赐金放还了吗?

肩负家族荣耀

柳宗元家世门第曾经显赫过,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开始衰落,他的父亲柳镇一生也在贬谪中度过,柳宗元是柳家独子,从小就被寄予了重振家风的重担。柳宗元确实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了,他死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写道 “众谓柳氏有子焉” ,意思是说,柳家终于有了个出色的后代。出色到什么程度呢,韩愈说“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名声非常大,人们都愿意与他结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公卿贵胄,都争着要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就跟现在老师争着抢成绩优异的学生一样。

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必然平步青云,但是,柳宗元从小跟随父亲,行走在被贬的路上,他见了太多民间疾苦,所以他不能做一个阿谀奉承的官,而要做一个敢于革新的朝廷重臣。于是,他参加了永贞革新,被贬永州司马。

司马是个什么官呢,在唐朝,司马是刺史之下的一个属官,说透了就是一个干杂活的官,上级让你干什么,你就乖乖干,想要表达自己的政见,说说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没门儿!此时,他的妻子又去世了,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也没有兄弟朋友,身体还被病痛折磨。

我们说柳宗元是个山水田园诗人,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他为了在这一连串折磨中寻求解脱,就尝试寄情山水,来安慰自己,这是许多诗人面临逆境时的选择,可是柳宗元根本做不到完全的解脱,前面说了,他肩负着重振家风的重担,他不能彻底寄情山水,他必须时时刻刻想着做官,想着家族的荣耀。

凄楚寂寞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这首《溪居》,写的是愚溪——这是他在永州住所前的一条溪水,名字是柳宗元起的——从哲理上说,有些大智若愚的含义,而他被贬到此,又因为革新失败,这个“愚”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嘲呢?

你看他说什么,“簪组”是代指官员穿戴的衣冠,他说我以前天天被“簪组”所连累,一点也不自由,幸运的是,现在被贬谪到这个南方的蛮荒之地了。你要知道,这是反话,他是想做官,想革新,想光宗耀祖,但是失败了,所以被贬,他希望做的事,没有做到,所以说了这么句反话,是安慰自己呢。

后面说我现在是个闲人,他一个司马,又没资格发表什么意见,一肚子理想和才华无处施展,可不是闲人嘛,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没事儿干,就种点花花草草的,和周围的农民兄弟都成了朋友,每天交流“农圃”——就是庄稼菜地的种植经验,偶尔也想“山林客”——隐士那样游山玩水,也不会遇到什么闲杂人等,真是自由自在啊!

你看,他表面上写的都是山水田园,实际上呢,前两句正话反说,安慰自己;中间四句看似悠然自得,其实都是做个闲人的牢骚;最后两句,看似与“幸此南夷谪”相呼应,说你看我多幸运啊,生活在这么美的地方,生活如此自由自在,内在却是满满的寂寞凄楚。

只有了解了柳宗元,才不会被他表面的自由美好欺骗,他的文章、诗歌、书信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表面美好,内在凄楚,他写《永州八记》,篇篇山啊水啊你真美,其实全都是借山水之美来抒发胸中愤郁;他还写过一首《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尾联 “予心适无事,偶成此宾主” ,他心里门儿清,他只有偶然才会成为山水的主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寄情山水过;他给朋友的书信《与李翰林建书》中更是说得直白: “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不复乐” ,有时候看到了特别美好的景色,才会暂时开心一下,过一会儿笑容就消失了。

用山水表面的美好,来掩饰内心,只有遇到了真正懂他的人,才会读懂他的寂寞,只有在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才能倾诉自己的遭遇,他确实是“久为簪组累”,却不是“幸此南夷谪”,改成“不幸南夷谪”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这就是柳宗元的寂寞心。

刘禹锡的通达

相比于柳宗元的外表美好,内在寂寞,刘禹锡就表现得豁达多了。

所谓贬官,就是在朝廷中失势了,说不上话了,才会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而那些地方官呢,多是看人下菜碟,刘禹锡被贬的安徽和州,知县就是这样一个小人,你刘禹锡不是被贬了吗,管你曾经多大的官,如今都是任人欺负的对象,我要恶心恶心你。

他给刘禹锡安排了一个小房子,面江而居,谁知道刘禹锡还很开心,第一次恶心失败;知县心里不痛快,又把刘禹锡搬到一个位置更远,房子更小更破的地方居住,这回面河而居,谁知道刘禹锡还是很开心,第二次恶心又失败;知县这次直接把刘禹锡搬到了城中的“贫民窟”,给了一间只能容下一桌一床的小屋,这回总能气死你刘禹锡了吧?

确实,刘禹锡生气了,但是表面上仍然笑嘻嘻,他只是提笔写了一篇《陋室铭》,并请人刻在石碑上,立于门前: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历史上没有记载知县后来的反应,但估计他也找不到更损人不利己的折腾方法了,刘禹锡的反击也真是大快人心。

从这篇《陋室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禹锡的性格特点,他比柳宗元乐观豁达,他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一转眼他却又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人生的盛衰得失都是无常的,你们认为我惨了,我倒霉了,其实我好得很呢,完全不在乎这些所谓的遭遇,他压根儿就没有把眼前这些所谓的得失放在心上。

为什么刘禹锡会如此通透达观?

刘禹锡把历史都看透了,他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出自《乌衣巷》,说历史本就盛衰无常,连王谢这样的高门贵族,如今不都衰落了吗;又说“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诗出自《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三国孙权在此建都,从此南京登上历史舞台,称为六朝古都,但如今呢,山围故国、潮打空城,只剩下个寂寞。

贵族和古都,都要经历盛衰更替,又何况个人?

后来,柳宗元去世,刘禹锡为他写了一组七绝《伤愚溪》,组诗共3首,诗前有序:

“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

大意是说,我的老朋友柳宗元,谪居永州,在这里得到一片胜地,他建造房屋、种植蔬菜,还修建了楼台,并给这里起名叫“愚溪”。直到柳宗元去世后三年,一个僧人对我说:“愚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听僧人这样说,一股悲伤油然而生,于是写下这组七言诗,以表哀悼。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

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这是第一首,说愚溪的春水,依然悠悠地流淌着,草堂的主人虽然不在了,但曾经在这里筑巢的燕子,每年还会按时回来,你看那庭院中,长满了荒草,有一树山石榴,花儿依旧绽放。

你看,刘禹锡还是那样,喜欢把不变的东西,跟人世间的无常变化作对比,《乌衣巷》的王公贵族要变,不变的是“乌衣巷口夕阳斜”,燕子和太阳不会变;《石头城》写的是六朝古都会衰落,不变的是“淮水东边旧时月”,淮水和月亮不会变;这首《伤愚溪》呢,草堂主人会变,因为已经去世了,草堂也会变,从柳宗元的精心打理变成杂草丛生, 什么不变呢?山榴春天开花不变、燕子冬去春来不变、春天年年按时来临不会变、溪水潺潺也不会变。

有时候觉得,刘禹锡跟苏东坡很像,苏轼一生也在贬谪中度过,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在乌台诗案中把命都交代了,可是呢,苏轼把人生看透了,他就能肆意排遣胸中的郁闷,一次比一次贬得远,最后都贬到了瘴气丛生的海难,他说什么?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刘禹锡和苏东坡是不是很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什么挫折能将其击倒呢?

柳宗元和刘禹锡

我们看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有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同朝为官,同样的理想,同时被贬,同样有文采,同样有诗才,就连年纪都很相同——只相差1岁,可是,他们的性格却有太多不同。

柳宗元被贬,一下就受伤了,只能假装寄情山水,但他永远被肩头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再美好的山和水,于他,都只是“暂得一笑”,与其说寄情山水,不如说是自欺欺人。

刘禹锡被贬,更像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皇帝把我贬了,我就好好做个贬官;地方官要恶心我,我就写篇文章骂人不吐骨;你要让我回到朝廷,我不但不拒绝,还要意气风发地回来。通达至此,你们拿我根本没有办法!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诗,都反映了他们被贬谪之后的遭遇,也同时反映了他们的性格和心性,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当外界的遭遇和内心发生碰撞,产生怎样的感发,就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刘禹锡通达乐观,所以被贬十年,还能被召回长安,又再度被贬,之后又被重新任用,甚至还在多年后与晚辈白居易等人有诗歌唱和。柳宗元凄楚寂寞,所以被贬和山水中挣扎半生,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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