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著名的军事家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出生在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镇）牵牛坳。1917年秋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2年曾到桂军任参谋1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开展政治工作，发展中共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担任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组织反对蒋介石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斗争。同年 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随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领导兵运工作 。
张国焘在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不惜采取暗杀手段，将曾中生等秘密处死，企图杀人灭口。 1930年8月，曾中生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在六届三中全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粉碎了敌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
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曾中生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主持制定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培养训练干部、整编红军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曾中生与旷继勋、徐向前等采取声东击西、“飘忽”制敌的战术，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取得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同年4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被改任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同年夏，曾中生与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县城，并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7个多团，形势对红军的发展十分有利。
但是，张国焘命令红四军在占领英山后，迅速出潜山、太胡，直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一个月完成。
这一计划显然是冒险，曾中生坚决不同意。他仍主张占领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带的根据地，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
张国焘顽固的坚持其冒险主义进攻计划，不仅拒绝采纳曾中生的正确意见，而且以“肃反”为名，对曾中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曾中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他讲政策，作风民主，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因此，张国焘在打击曾中生时，采取了先除掉拥护曾中生的主要干部，尔后再对付曾中生的办法。真可谓毒也。
1931年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以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和向中共中央直接报告为由，指责曾中生“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等。他还声称：红四军南下，“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虽然取得了胜利，也“是侥幸得来的”。他对曾中生在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中，罗列了四大错误：
第一，没有注意到肃反的工作，以致改组派及其他反动派别，得以大批的混到军中来（最近大破坏的结果，逮捕了许多反动分子，尤其是参谋部经理处等机关中混进去的最多）。
第二，不坚决淘汰富农分子，以致红军的成分始终不能改善。
第三，不注意引进真正坚决勇敢的工农干部，始终相信政治工作是要知识分子做的，以致红军政治部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各级部队中军事政治的干部很少工农分子。
第四，几乎没有经常的红军内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红色战士的政治上依然陷于无知识状态是不必说，尤其是党员、团员也是一般的政治水平异常低下。
他说：“以上种种都指明四军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由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他认为，红四军产生这种错误，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四军中并未消灭”。“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中生同志当中央领导陷入立三路线错误的时候，他是最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人的中间的一个，来到鄂豫皖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所以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张国焘的这一错误决定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支持。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指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央分局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强调：“四军领导于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同意“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绝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同张国焘如出一辙，他们决心要把曾中生置于死地。然而，曾中生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毫无所惧。他当着张国焘的面，仍大义懔然，慷慨陈辞，“真理是淹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但是，正由于曾中生的这种原则态度，屡遭打击，一再被贬。
1932年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同年 12月，他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他曾与邝继勋、余笃山等商议，向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毫无目的地向西实行退却及其军阀主义作风，请中央挽回危局。并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了大家的意见，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他虽然处于逆境，但仍坚持从党和红军建设的大局出发，致力于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的研究。他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教材，发至部队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和教育。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后，张国焘便又开杀机。他在部队和地方中又进行了所谓的“反右”斗争，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将其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自己的“错误”。曾中生不服，遂被长期监禁。
与此同时，张国焘还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软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同年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声称：对曾中生“必须执行纪律”。
1935年6月，曾中生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的消息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的要求，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
这时，中共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被非法监禁，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其真相败露，遂扣压了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信，并严加看守，拒绝他与中央领导人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张国焘密令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并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在张国焘的严密封锁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曾中生已被秘密杀害。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徐向前也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中共中央得知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残害后，即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