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0
《亲爱的》，一部关于打拐的电影。陈可辛借助影像的方式将现实生活中彭高峰的寻子故事搬上了荧幕。2014年，赵薇、黄渤、张译、郝蕾和佟大为实力联袂，将这部电影的温情与感动，纠葛与痛苦发挥到最大。笔者从人物形象设计和情景设置两方面走进片子，体悟导演对片子情感性的艺术表达和通过片子传达的人文关怀。
“《水浒》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正如金圣叹所说，《亲爱的》中的人物形象立体丰富：李红琴（赵薇 饰）愚昧无奈，拼尽全力争夺子女；韩德忠（张译 饰）忏悔过去，聚拢人心行善积德；鲁晓娟（郝蕾 饰）懊悔不已，寻儿过程重建自己；田文军（黄渤 饰）寻子心切，一路坎坷终盼儿归。这里，笔者浅谈的是配角人物高夏（佟大为 饰）。导演将高夏设置在快节奏的深圳这个大背景下，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心，同时又对他寄予希望。片中，导演从工作到生活，从拒绝到接受这两方面力求为观众刻画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小人物形象。
导演对高夏的刻画从工作深入到生活，并非是单纬度的渲染。他从事于一所律师事务所，处于单位最基层。为了在单位站住脚跟，他主动为与会人员送咖啡，为朱哥摆脱李红琴的纠缠，他阿谀奉承，徇私舞弊，最后被开除。前期，他拒绝前来深圳寻子却无力支付高额律师费的李红琴。在导演主观性的引导之下，观众认为他活脱脱是个市侩小民，浑身充满了铜臭味儿，全然没有精气神和真善美。他被工作压榨得已然成为一台旧到生锈的机器，难以运转，备受同事嫌弃。
就在观众对他嗤之以鼻的时候，导演峰回路转，选择将高夏立体化，观众看到了生活中的高夏。首先，导演为高夏设置了一个开导别人的体贴举动。“张姐，你别紧张，给她吃药就没事儿了，您放轻松放轻松”。借助这个开导，导演将叙事空间转到高夏的家庭：他有个神志不清的老母亲，有个犯罪在身的姐姐。再联系他吃泡面填肚子，挤公交抢时间，观众得知他经济拮据。
在家中，他扇着扇子陪老母亲入睡，请保姆照料母亲的衣食住行。他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一个人苦苦支撑家庭。通过从事业到家庭的多维度刻画，观众再联想到他徇私舞弊之后成为上级替罪羊的悲惨下场，会不由得对他产生同情之心。导演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采取欲扬先抑的技法，这也是导演塑造角色的高明之处。“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上帝的影子”，席勒如是说。的确如此，高夏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他羊羔跪乳，与命运抗衡。他身上有上帝的和善，也兼具地狱的阴险。上帝与地狱并存，这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状态。不是样板戏的高大全，只是简简单单的有善有恶，真实自然。
笔者认为，片中的高夏是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他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化，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圆形人物”：“如果扁形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高夏在片中的变化正是对“圆形人物”的诠释。
刚开始的他对待李红琴是拒绝的态度。无依无靠的李红琴去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寻子，遇到了被派来应付她的高夏。“手绢捂鼻”，这个动作表明最初的高夏瞧不起她。其实，当时的高夏瞧不起的不只有李红琴，还有他自己,这一点或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理所当然的将自己和李红琴分出了等级，当时的他居高临下俯瞰李红琴。李红琴是个无依无靠的人贩子老婆，她男人去世后，吉刚吉芳就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但命运偏喜欢和她开玩笑，对吉刚的”再次拐卖”打破了她原本宁静的生活。李红琴像极了高夏，高夏孤苦一人养家糊口，有月供保姆的额外工资需要发，有年迈神志不清的母亲需要照顾，有犯罪在身姐姐的社会压力需要承担，偏偏却只有微薄的薪水。李红琴被伦理绑架，高夏则是被生活绑架。本质上，二者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李红琴认清现状并为之不断改变，而当时的高夏还维护着虚无飘渺的自尊心并极力掩饰。
导演为高夏设置了一个精神上的同伴，与其说高夏在帮助自己，不如说是李红琴在救赎他。受李红琴的影响，他完成了精神的重构，找到了因生活所迫而迷失的灵魂。开始的他，力求在事业上争得一席之地，谄谀献媚，欺下怕上。后来他与李红琴相遇。李红琴对目标的坚定捍卫，对生活的积极向上，对命运的誓死抵抗都感染了他。最后，他找到了自己。在“众人讨伐李红琴”时，观众看到了高夏对她的保护。一句“你们为她考虑过吗”，不仅是为李红琴的呐喊，也是为自己的控诉。这个时候，李红琴是无数人贩子的替罪羊，失去孩子的父母爆发了平时压抑的丧子之痛。众矢之的，矛头直指李红琴。而高夏，因徇私舞弊而沦为上级的替罪羊，最后丢了养家糊口的工作。观众看到两个人就像是枯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努力抱团为自己鸣不平。精神上，她助他。物质上，他助她。
片中的高夏在与李红琴的接触过程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说你不知道”。在高夏真正意义上接纳李红琴的时候，也就接受了现实中的自己。导演通过一种艺术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借助高夏的这个转变向社会传递出人文关怀：人人都应该拥有一种“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救赎的就是你自己，否则你就是下一个韩德忠。
导演是幸运的，因为他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感情富有艺术性的融入到片子当中。同样，合理的情节设置就像是魔术师，可以带给观众超出片子之外的审美体验。笔者认为，该片中有两处情节设置最能打动人。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处无声胜有声”，这就是片子当中的“留白”，它往往可以达到用台词难以企及到的高度，使得情节极具张力和感染力。这里要说的是万里寻子会上鲁晓娟的反应。
“让我们欢迎新家人鲁晓娟和我们一起分享”，镜头切到鲁晓娟。面露枯黄，眼神空洞，无精打采，全身无力，这是当时她的状态。所有的观众都在期待她可以开口向“家人”倾诉自己的孤独、无助和悲恸。“谢谢大家”，在她沉静许久之后开口表达了对“家人”的谢意。在这个场景下，鲁晓娟的反应可能并未达到观众的预期反应，但这确实是一种最真实的状态。一个成年人是不会随便开口向别人宣泄自己的难过与无助，或者说是她还没做好准备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欧亨利”式小说结尾的情节设置，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鲁晓娟的无声回应是影视情节中的一种“留白”处理，它克服了空间的局限性，转而带来的是一种超越时间之外的身为人母的痛苦，她希望时间可以倒回到儿子还未被拐走的那个下午，但现在留下的却只有自己对时间的无助与无奈。
“好，谢谢大家”，韩德忠的话还未落地，“其实我特别想对大家说”，鲁晓娟的一句话接上来，镜头里的她眼泛泪花。她开始向万里寻子会上的家人倾诉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她看来，她担负着丢失儿子最大的责任。联想到她当天下午声嘶力竭的向前夫质问索要儿子的情节，观众得知她一直在掩饰自己的懊悔，刚刚的反应虽然表面平静，但内心早已波涛汹涌。没有任何背景音乐，没有任何花哨的镜头，有的只是朴实的伪纪录。直到她放声痛哭起来，背景音乐才渐渐响起，这个时候音乐也是鲁晓娟对儿子、对前夫、对以前的自己的致歉。这种特殊的“留白”处理让鲁晓娟的情绪发挥到最大化，卸下了平时伪装的坚强，只有最真实的忏悔与自责，令场面极具张力。此刻的观众就像是当天下午的鹏鹏，观众在代替鹏鹏聆听分隔异地的母亲对自己失责的悔恨，“凄凄惨惨戚戚”。
无声胜有声，一次出现在鲁晓娟短暂沉默之后的“谢谢大家”，一次出现在韩德忠话语之后的真实忏悔。一次没有台词的直接哭诉，一次没有音乐的刻意渲染。观众了解到了鲁晓娟矛盾的状态，既自责又痛苦，既悔恨又无奈。这样的情节设计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为人妻、为人母的鲁晓娟内心的真实感受，使得她更接地气，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容易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导演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设置情节的巧合，去传递自己对片子的理解。笔者认为，该片导演有一处对情节的设置，虽未刻意却可煽情，其效果不比“安徽夺子之战”差。
2009年夏天，在深圳。田文军与时间赛跑，在火车站争分夺秒，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挨住找，望眼欲穿，恨不得拥有读心术，看穿人贩子的居心叵测；巴不得拥有千里眼，看看儿子身在何处。火车发车时间已到，铁轨旁，火车上，田文军只身一人看着火车驶向远方。他隐约感觉到儿子鹏鹏就在这列车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列车远去直至消失，无能为力。时隔一年，2010年夏天，在河北。他蓬头垢面、满脸疲倦地出现在火车站。不顾前妻的反对，哪怕对方发过来的是后期合成的照片，他也要执意去寻找希望，感觉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儿子和前妻。“这希望真跟饭一样，不吃不行”，田文军就借助着希望支撑自己一直往下跑。一年前，一年后，不同的火车站，一样的希望。他背着救命钱，越过人群的重重阻挠，疯了一样的往前奔。
此刻，田文军与人贩子，救命钱与匕首，儿子与铁轨，事物和角色之间的对比与联系，无形之中加深了情节的矛盾。救命钱就是希望，有希望就有团聚；匕首就是人贩子，有人贩子就有伤害；儿子就是铁轨，追上铁轨，就可以追上被拐走的儿子。倘若救命钱没了，把匕首丢了，被铁轨绊倒了，就是对儿子的“彻底拐卖”，儿子回家就更无望。正是有这样的利害关系，再联想前一年夏天的情景，田文军才发疯一样的奔跑在铁轨上，才会把钱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不惜跳河以保护钱的安全。
时跨一年，情节中同样有冲突的人物关系，同样是一颗寻子心切的心，同样是争分夺秒的状态。导演的情节设置极具相似性，相似便会有共鸣，观众一旦有了共鸣，便更容易入戏，会更容易体会田文军盼儿归来的焦灼内心。一位父亲将希望当饭吃，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寻找到儿子的机会。倾家荡产，变卖家业，只为了儿子，观众感受到的满满全是动容，这样使得片子更有感染力。同样的，导演这个情节设置也为片中田文军找到儿子后蹲地痛哭做了铺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使得观众与情节合二为一，任何人遭遇了巨大变故又否极泰来之时，有的除了感激便是情绪的发泄。他感慨自己过的太艰难，感慨自己可以如释重负，感慨幸好可以弥补过错。这个情节设置一方面联接了一年前的状态，又为片子后续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2010年夏天田文军跳河的这一场戏，导演有意的将其进行了压缩式处理。这场戏本身极具爆破力，是一位父亲保护儿子的真实再现，而导演却只是将其浓缩在3分钟之内，且后续是鲁晓娟看心理医生的日常生活状态。笔者认为，导演有意将其外化成他的生活常态，而鲁晓娟的一句“我的前夫更需要帮助吧”更是在暗暗强调前夫日常生活的艰难，寻子路途的坎坷。这样的情节处理一方面可以展现失去孩子的父母的不易，呼吁更多人关注到打拐上来，另一方面又为接下来“安徽夺子之战”和“众人讨伐李红琴”的戏份腾出了空间，不至于全片冲突太多、戏剧性太强，而造成片子不真实的状况。
《亲爱的》这部片子亮点很多，笔者认为其立体的人物形象的和精妙的情节设置恰当地反映出片子的艺术性，其对于真实打拐事件的改编又尽显人文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无形的呼唤颇具力量：请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别成为下一个韩德忠。